出版人杂志 这一次的实验对象，她选择了原创绘本；这一次社会实验的形式，她选择了“与孩子共创”。
记者｜汤志成 赵 冰
距离张丹丹上一次接受《出版人》杂志的专访，已经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与前次不同的是，她的上一场社会实验如今已成果初现——在那个“不秒杀不破价”的直播间里，张丹丹和那些相处了五年的“妈妈粉”已经非常熟悉，她拍桌子劝退的场面逐渐少了，彼此间的默契明显更深了；而与此前相同的是，她依然是那个执拗的理想主义者，即便在少儿出版四面楚歌的境地下，依然“固执”“坚持”“孤独”地拼命抵抗流量至上的泥沼，想要“给世界留下一批读书种子”。
采访的当天，恰逢星期四——张丹丹直播间“上新”的日子。但这天与往常的上新直播有所不同，张丹丹在直播间推出了她主编的第一套原创图书——“看，孩子的世界”系列（第一辑）。直播全程，张丹丹没有使用任何所谓的“直播话术”，评论区里也没有任何人询问“是否开价”“是否最低价”“是否有折扣”一类的问题。她不紧不慢地讲书，分享自己做书的故事，读者则在评论区时而追问书中的细节，时而感叹这套书编辑出版的不易，这场上新直播显得有些“另类”。但当天上午，开播仅半小时左右，在2000余人观看的直播间里，这套书就售出了近1000套。
下播后，张丹丹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以图书主编的全新身份，介绍了她的又一次社会实验。她依然对直播的场观和销量不甚在意，直言：“让我高兴的是，我的实验方式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它今天成功上架了。与销量相比，我更期待未来一段时间读者的反馈。”
历时两年的一场新实验
自2024年告别湖南广播电视台后，张丹丹就以全新的身份——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投入自己关于新媒体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中，她以一个第三方观察者的身份，下场直面公众，试图探知这个“令人上瘾”的新介质背后的逻辑和规律。那一次，是一个媒体人的敏锐和警觉催动她做出了选择。
而这一次，在少儿出版面临挑战的艰难时刻，她主动扎进这片洪流，只是希望能以一名新闻传播学者的第三方视角，中立地为这个领域提供另外一种声音，尽其所能平衡这个日渐杂乱的生态。而这一次的实验对象，她选择了原创绘本。
“不少妈妈都问过我，为什么我推荐的少儿读物大多是引进版，我在认真地观察和思考后回答了她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童书作家出现了断层，在几位重量级畅销童书作家之外，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哪里？”张丹丹始终对此感到担忧，但也长期苦于无解。
2022年6月，在一次直播中，某位家长在评论区留言：“跟着丹姐阅读一两年以后，我发现孩子也能说出一两句很有诗意的句子了。”随后，跟在这条留言下方的评论越来越多，家长们纷纷反馈孩子长期阅读后的改变。基于自己的育儿经验，张丹丹对这些家长的感受深有共鸣——在孩子身上，她看到了知识的牵引效果，孩子们学会了对知识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就此，她萌生出一个想法，让孩子自己写故事，让孩子创作给孩子看的书。张丹丹解释说：“过去在电视台，我们在做音乐节目时说过一句话——‘你虽然很时尚，很懂年轻人，可你的致命缺点是：你不是年轻人’。童书的创作也一样，我们再怎么俯下身子去理解儿童、观察儿童，但致命的问题是：我们不是儿童。”于是，这一次社会实验的形式，她选择了“与孩子共创”。
基于这个想法，张丹丹和团队成员开始面向全国1～6岁的孩子征集“金句”，一个月左右，收到了300多份投稿，最终精选了5份主题各异、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金句”，并组织团队以金句为基础创作绘本。入选的5份投稿，由张丹丹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老师及青少年创作者一起，创作成了5个故事。张丹丹要求团队最大限度保留孩子原创的痕迹，要求参与其中的大人要像记者采访一样引导小作者们还原故事的真貌。“孩子和他们的文本是整个共创的源头，共创过程必须充分尊重孩子，以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她解释道。
为了给5个故事配上精美的插画，张丹丹从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插画师。这套书最终由6位分别来自哥伦比亚、俄罗斯、越南、法国、荷兰、中国的插画师根据故事绘出了5套图画。“为了让文本所蕴含的意向和感情尽可能完整、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国外的插画师，我们找来了著名童书译者王又翎翻译文本，再分发给不同国家的插画师。5位国外的插画师跨越大洲大洋，消弭了文化差异，和这群孩子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历时两年，3岁孩子写下的“妈妈，是谁把天睡亮的”被创作成了绘本《我们把天睡亮了》；5岁孩子写下的“妈妈，你的开心是不是走丢了”被创作成了绘本《我的傻妈妈》；5岁孩子写下的“我的墙，每天早上都要打个喷嚏再醒”被创作成了绘本《会打喷嚏的墙》；5岁孩子写下的“没人陪白云玩，白云哭成了乌云”被创作成了绘本《一朵伤心的云》；6岁孩子写下的“奶奶，您去逝（小作者原文）后给我发个位置吧，以后我坐火箭到天上找您”被创作成了绘本《生命的圆圈》。
“面对孩子俯下身，从孩子的身高看世界，以孩子的视角与孩子对话——这本应该是一个常识，但恰恰因为大多数人不这么做，所以当有人这么做的时候，就会被作为典型称赞和褒奖。”张丹丹如是说。截至目前，“看，孩子的世界”系列绘本作为一场社会实验，在张丹丹心中是成功的，她非常期待读者反馈，并将与团队一起积极筹备第二辑。
“喊醒一个是一个”
这两年，张丹丹陆续策划引进了不少海外优秀儿童读物，并且成功推出了“看，孩子的世界”原创绘本。除了越来越多的身份标签外，她作为一名学者的社会实验场，也已经涉及了出版产业的多个核心环节——先是在短视频电商急剧升温的阶段以一种异常冷静和理性的态度介入，呼吁所有人回归“常识”；又在以流量为导向的功能化与功利化的阅读风潮盛行时，坚持传播内容至上的阅读理念，想给未来留下一批读书种子；现在，她又逆势介入童书选题策划环节，想在逐渐失衡的出版生态链中，掌握内容创作端的主动权。
尽管每一个身份都不是她最初预想的——“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从没有想过我会做一个主持人，我也从来没想过会写一本书，更没有想过会成为一名老师……”但她认为，不管怎样，经过九曲十八弯，最终的目的地是这里，她所做的事终将产生一些影响，就够了。“一个人，有生之年，能做一点点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是个人的荣幸。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用实际行动推动社会进步，是努力要去做、克服所有困难都要坚持去做的事。”张丹丹说。在做阅读推广的过程中，她从不奢求能改变或触动所有人，“我甚至从不自信自己能改变成年人，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面向孩子，努力给未来留一批读书种子，这比费劲地改变一个很难改变的既定成果，要更有价值”。
一方面，她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仅有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大都市，还有长沙、昆明、贵阳等二、三线城市，以及比它们更小的2000余座县城，在这些“三线”到“十八线”城市里，可能很多父母与孩子并不重视阅读这件事。另一方面，曾经作为记者深入了解过社会基本面的张丹丹，对直播间荐书这条赛道的现状有非常理性和清晰的认知：“每个人的钱包是有限的，这些钱很大一部分需要花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上，如果你总想要最大限度地把大家口袋里的钱都撬动，这样的行为在我看来太可恶了。”因此，在她开展新媒体实验的这些年，一直提倡父母“每周花100块钱，给孩子添三四本书”，她反复强调：“是100块钱买三四本书，而不是100块钱买一本。”她说“喊醒一个是一个”，长此以往地坚持下去，由近及远，她乐观地相信“常识”所能影响到的人会越来越多，相信书的力量，相信真善美的力量。
“读书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这件事需要慢慢做，它不是‘一口气吃成个胖子’的事情。我希望我直播间的朋友们能够理解这一点。”
2025年2月中旬，张丹丹团队又推出了一套新书——《带孩子看世界·思辨系列·第一辑（全6册）》，精装本全套定价213元，首印5000套，全网销售折扣严格控制在七折以上，各平台售价普遍为150元/套，仅一周左右，该书就售出了近3000套。谈及控价这件事，与两年前相比，张丹丹的言谈中多了些许无奈和困惑：“这两年各方不停地破价，已经没有底线了。我并不是出版行业的人，能扛一会儿是一会儿，但我也快扛不住了。”为了避免自己被破价的恶性竞争波及，张丹丹每周四上新前，都要求团队提前一周对目标新书进行全网查价，有破价风险的书她一律不予推荐。
5年过去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丹丹直播间“只讲好书，不谈破价”的“霸蛮”原则就像一张滤网，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最终愿意留在直播间里的人往往是能够理解张丹丹做法的那群人，他们在选书和读书这件事上与张丹丹产生了高度共鸣。这也是张丹丹直播间的复购率高达50%～70%的核心原因。
书业困境或许是一次“矫正”
在育儿这件事上，张丹丹曾在她的著作《妈妈总是有办法》开篇写道——“每个妈妈都是最好的育儿专家”；在阅读与写作这件事上，张丹丹在“看，孩子的世界”系列（第一辑）上新的直播间里说——“每个孩子都是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她努力给人们传递信心，但她评价自己：“我不是个纯粹的乐观主义者，我是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2024年，有出版从业者用“最艰难的时刻”来形容自己的体感，“穿越周期”成为许多从业者共同的期待。对此，张丹丹直言：“出版行业都艰难多少年了？！对出版行业来说，每一年都可能是‘最艰难的时刻’，哪一年会好？我不知道。”她认为，每个行业都有周期，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不能因为行业处在低迷期就失去了信心和发展的动力，“日拱一卒也是进步”。“活下去，带着希望活下去，这是最关键的。”
在张丹丹看来，今天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对行业生态的“矫正”，这次矫正也许能在出版行业内实现“好”与“坏”的剥离，真正淘汰一批不符合“常识”的、本就不应该存在的产品和机构。在这种境况下，她呼吁从业者要多一些反思：“如果我们反复进行自我追问以后，确信我们的书依然是有价值的，那就应该对未来有充分的信心——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更要相信我们的读者。优秀的产品，不能贱卖！”
技术冲击、渠道失灵、价格体系崩塌……面对行业的诸多困境，张丹丹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她始终认为，应该积极拥抱新生事物，要用好新渠道和新媒介。出版从业者在新媒体时代要养成“多说”的习惯，培养“会说”的能力。“有人在花钱投流，拿着高音喇叭大声地说；有人在敲锣打鼓，虚张声势高声地说……读者耳边本就有太多的噪声，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放弃了，又如何让读者听见最真实的声音呢？”
相反，在本就复杂的环境下，如果从业者不努力把歪曲、夸大的信息冲抵掉，不努力把正确、有效的信息传递到位，那就只能“等着更难的时刻到来”。“高手不出山，小鬼就横行。”张丹丹一直呼吁出版机构能主动站出来，摒弃短视和浮躁，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声场，而剩下的，只需要相信读者认知发展和思考辨别的能力，相信市场自我净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