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 | 靳新来
《不肯低头在草莽》一书由杨谔著、周蓉编，这也许是著者杨谔所有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般来说，一本书往往是围绕一个课题纵横捭阖，铺展成篇，即便是文集，也是由一篇篇相对独立的文本组合而成。而这本书却是著者十几年来随时随地写下的感想的汇编，零零散散，长短不一。这种文体当然由来已久，并不鲜见，但在杨谔的著述中前所未有。本书另一个特色也很明显，那就是这四百多篇随感的整理和编排，既不是杨谔自己完成的，也没有直接交给出版社编辑，而是托付给了友人周蓉。所以，这本书是一个合作成果，不是联手撰写，而是编与著分工明确，各得其所，这在杨谔出版的书中也别具一格。总体看来，这次合作非常成功，书写得好，编得妙，印得美。
一、写得好：深切与深厚
这本书写得好，其优长和精妙之处，读者自各有所见，而在我看来，集中体现于两个“深”字：一是“深切”，二是“深厚”。
先说“深切”。杨谔是一位爱思考、有想法的艺术家，他在本书中写道：“艺术家应该努力地去做个思考者，至少应该做个有想法的艺术家。有想法，作品才会有个性、有生命的深度。”（《做个思考者》）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自我期许和夫子自道，他认真生活，虔诚从艺，每有心得，信手记录，零零散散，撒豆成兵，集纳成册，蔚为大观。杨谔的这些想法都是在实际生活中有感而发，即便那些较长篇幅的论说，也不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的逻辑推演。按照时髦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身体出场”，字字句句都包含了作者的切身体会，读起来不仅入理，而且入情，让人既能够获得理性启悟，还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性情志趣。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杨谔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躬行”有感，他特别强调创作“最初的心动”，而不是理论的生发，所以，他从来不作抽象悬空的说理，也不作浮光掠影的评点，往往深有感触，不吐不快，一语道破，切中肯綮。例如《支撑》一则云：“书以能自结撰为极则，但需要志向、胆魄、审美等底气的支撑。”（《支撑》）这就超越了技法层面而直抵艺术真谛。关于艺术欣赏，他也有不凡见解：“艺术欣赏教育应该偏于气质的传达、引导和熏染，而非知识的传授。即使面对的是同一本好书，泛泛读完一部书的收获或许还不如以欣赏的态度读完一页、几行。”（《欣赏》）读着这样的话语，了解杨谔的读者自然会心一笑，他是在谈经论道，可又无一不是在说自己，他本人无论是书艺追求，还是艺术阅读，都将明心养性置于首位。这些断语由于包蕴着真性情而超越了单纯的理性“深刻”，从而具有了情理交融的“深切”魅力。深切，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当年，鲁迅对自己的小说创作做出了这样的总体评价：“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言语中颇为自得。“深切”不同于“深刻”，鲁迅素以“深刻”著称，但作为文学家，他尤其看重文学的“心声”“内曜”之特质和“撄人心”之效应，他声称自己与“感情已经冰洁的思想家”永远是“隔膜”的。这样，思想的“深刻”与文学的“内曜”有机结合，在启人思的同时还感人心，给读者带来激动人心的思想冲击，这就是一种“深切”境界。对此杨谔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理性自觉。他三番五次谈到对“深入生活”的理解：“深入生活，既要有时间的长度，又要有情感的深度。”“与其强调深入生活，倒不如提倡各自深入各自的自然、人生。”“‘深’，是对‘入’的程度的强调，有分析研究之意。”他也强调深刻认识艺术特质的重要性，认为当今艺术创作难见高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艺术之特质认识不深”，但是关于“深切”未置一词。其实这并不重要，没有理性自觉并不妨碍他达到这样的境界。杨谔从来都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对他来讲，一旦获得了深刻见解，表达出来自然见性见情，也就有了“深切”的格调。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他特别强调“自得”：自己深有体会，才可以达到精深的境界。杨谔因“躬行”而“自得”，非“自得”不发声，一旦发声则直抵人心。他说：“不要轻易地说某种艺术感觉（包括审美感觉）是无法表达的，那是还没有达到透彻的理解和充分的感受的缘故。若是达到了，自然会找到或生出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表达》）诚哉斯言，通读全书，那一则则随感无一不来自“透彻的理解和充分的感受”，蕴乎内，著乎外，形诸文字，当然“深切”。
再说“深厚”。表达的“深切”是以内涵的“深厚”作为支撑的，“深切”是外在的、是表达形式和效果，而“深厚”是内在的、是文化底蕴和基础。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就不会有深刻的见解，而表现的深切也就无从谈起。正所谓“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杨谔的文字给人以“深切”的感受，又透露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启人心智，耐人寻味。“深厚”，是本书文字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书是随感录，读者随便翻开哪一页，选择哪一段，都可以读起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绝对不会遭逢叠床架屋的论证或聱牙诘屈的文辞，也不必担心前后段落的失联和断篇，但如果你认为这开启了一次悠闲的“轻阅读”，那就错了。一则则随感出语清雅，而要真正能够读懂，领略其真意，却不那么容易，包括老书法家秦能在内的不少读者都有这样的阅读体验。在我看来，个中缘由，除了观点深刻独到以外，还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含量。作者的文化视野非常开阔，古今中外文化和艺术观点、事例、掌故，穿插于文字中，巨细精粗，粲然可见。“书法编”自不必说，涉及的古今书法家近百名，专业性比较强。就说“杂览篇”“文化篇”“闲情篇”吧，也是纵谈古今，旁征博引，传统文化典籍作者熟稔于心，信手拈来，而近现代西方文化、艺术大师也时有论及，例如谢林、叔本华、尼采、萨特、艾略特、罗兰·巴特、保罗·克利等等。可以说，一部部文化典籍、一位位文化和艺术名人，就是一个个文化符号，上下纵横，汇聚一体，这本书不啻是一泓文化之深潭。其实，有些篇目不见这样的“文化符号”，并不意味着文化含量的减少，比如《不谋而合》一则不足百字，谈艺术和宗教关系，《艺术的哲学功能》一则稍长，也不过两百字有余，谈艺术和哲学关系，皆平实之语，也没有引经据典，但是读者如果缺少宗教、哲学的基本常识，读起来就不甚了了。这样的段落，也许更能考量和测度出读者的文化水平，也足见其文化含量之深厚。杨谔爱思考，有想法，这得益于他长年读书而来的文化修养。古人云：“学书要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杨守敬评价此语说：“此定论也。”而杨谔却说：“我以为‘三要’之外宜再加‘一要’，即文化修养，且宜居首位。”（《再加“一要”》）由此可见他对文化修养的高度重视。“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出入于草莽之间，而见识不同凡俗，杨谔是靠一本本书垫高了自己，获得了观照世界的制高点；是向先哲圣贤借了一双慧眼，拥有了分析世界的智慧。正所谓“深人无浅语”（赵翼《瓯北诗话》），这些随想绝不是浮泛的思绪飘忽，而是作者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文化内涵。当然，读书还涵养了杨谔的性情和人格，出入于草莽之间，而“不肯低头在草莽”，本书以此诗句做题名，彰显的是一种文人风骨，它同样是读书造就的。读书不单单读文而益智，更重要的也许是读人而养性，为书作者的人格所熏习，天长日久，潜移默化，超凡脱俗的风骨自然形成。对此杨谔颇为自得：“每于心闲意淡或专心于读书时下笔，笔下俗气自少。”（《每于》）杨谔特别崇尚风骨，他借李可染先生名言“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而独抒己见：“胆和魂，还须有另一层含义——风骨”（《试金石》）杨谔将“风骨”视为文人及艺术的“胆和魂”，舍此，则无文人，亦无艺术。风骨何来？知识者独立人格的世代传承也，而又一直遭世俗名利的淘蚀，拒之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读书，在书卷之中与大哲先贤站在一列，以嶙峋傲骨筑起一道抵御世俗诱惑的防火墙，筑成一道文人尊严和风范的风景线。所以，“不肯低头”的杨谔，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是无数遗世独立的先贤文士，拥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其积也久，其发必厚，因了先贤人格的长期濡染，文字自然力透纸背，思沉力厚，气健神旺。
表现“深切”与意蕴“深厚”，杨谔的文字自有一种独特魅力，而字里行间跃动着的是他那一颗赤子之心，那是他对生活的忠实、对艺术的挚爱，这也正是他艺术成功的根本之所在。何谓“赤子之心”？杨谔直言：“赤子之心——纯粹。”（《〈书法自由谈〉摘录》）他认为这正是今人书法所根本缺失的：“今人的书法不如古人处，不是功力，不是用笔，也不是结体，而是已经没有如此专注、纯粹、宁静的境界。今人书法要负载的欲望太多，表面是输在时代的局限上，实质是输在自己的心灵上。心灵的高贵与卑贱，可以不为时代所左右，故无法推脱，只能自责。”（《自责》）杨谔对当代书法的检省和批评归结于“心灵”，真可谓一语破的。君不见当今艺坛喧嚣纷扰，乱花迷眼，诱惑杂陈，众多从艺者都被裹挟进潮流的漩涡，在趋新媚俗、追名逐利的奔赴中，心灵日渐萎靡和苍白。利欲熏心，也许获得了现世的名利，丢失的却是从艺者最可宝贵的“赤子之心”。而杨谔对此却格外珍视，三十多年来一直执着和倔强地守护着。看看他在本书《后记》中的自我总结吧：“将近60年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人生在世，首当真诚……”他明确将“真诚”当作是自己做人从艺的第一信条。真诚，真心诚意也，属于心灵范畴，也就是所谓“赤子之心”。爱生活，爱艺术，不掺杂功利，不负载欲望，不容许自己有半点轻慢，爱得纯粹，爱得笃定，带着这样一颗赤子之心，杨谔取得成功的不单是书法，还有文章，一样是戛戛独造，个性鲜明，形成了“深切”与“深厚”的风格。真诚，那是一团心头燃烧的烈火，是对艺术最炽热的爱，杨谔以生命拥抱艺术，二者融为一体，在潜心于艺术中生命也得以丰盈和升华，形诸文字，字里行间闪烁着生命之光。热情自然会辐射，心灵更需要回应，杨谔从来都是有感而发，他的文章是“言为心声”最好的诠释，字字句句在呼唤着心灵对话。杨谔的文字乃生命之光，辉映着艺术的魂；杨谔的文字乃心灵之流，冲击着读者的心，这样的文字当然深切动人。真诚，那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是对艺术最纯粹的向往，赋予了杨谔不竭的前进动力，他三十余年坚持不懈地向艺术宝藏不断掘进，由艺术入口而尽力开掘下去，纵深处注定是文化，博大精深，气象万千，每一个有幸走到这个层面的人，在获得文化滋养的同时还会经受心灵的陶冶，杨谔在此掘得的是文化富矿：学养和风骨，由此文章具有了深厚的底蕴。“深切”与“深厚”，这就是杨谔文字最鲜明的特色和风格，未必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其实是上天对赤子之心的最好褒奖。
二、编得妙：点睛与点穴
这本书的成功，编者周蓉功不可没，其编辑之妙，可以集中概括为两“点”：点睛与点穴。
这些随感的写作，时间纵跨十几年，作者杨谔于平时生活和工作中，每有灵光闪过，即加记录，免不了散漫凌乱，十几年下来，随着社会变迁和艺术变更，个人境遇和心态自然也会有不少变化，作者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也说不定也会前后有别，即便没有根本性改观，也少不了微调、深化、纠偏等等，如今要汇集成册，内容杂，体量大，如前文所说“蔚为大观”，其实，对作者来说可能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自不必说，“惧”则在于作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多思想碎片聚拢过来，作者会深陷其中，不易抽身于外，以旁观者、欣赏者的身份对它们进行理性冷静的分类梳理。对思想者来说，灵光闪现，兴起笔落，成文则止，不可重复，而时过境迁，状态不再，自己往往会惊讶于当初写下的文字。编辑整理，当然不是重复写作，而对作者来说，二者有别，却感受略同。思想者，须保持对于大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好奇，他最关注的永远是下一个。当然，总结过去，为行程做个标记，是自勉自励，也同时设立了一个新起点，重新出发。书还是要出的，需要一个好编者。
说了一通杨谔，是想说明周蓉作为编者出场的必要性、必然性。这项工作自己当然不是不能去完成，但对于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杨谔来说，将书稿交给一个编者其实是最明智的选择。孩子是自己生的，但妈妈再爱孩子，未必是一个好保姆，杨谔深知自己的“短板”，选定了周蓉来做“保姆”，将“孩子”放心地交给了她。由周蓉为本书写的《序》可以了解到：原先书稿有十七八万字，经她整理，删减到十五六万，而且为四百多篇随感进行了分门别类，分成了四个单元，为此前后花了三周时间，工作量不小。然而，这不过是编辑的基本工作，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合格称职，还称不上亮点。要说亮点，我以为是她依照体例而为全书四个单元分别拟定的标题，有滋有味，独具妙韵。
杨谔以书法名世，谈书法最多，所以第一单元设为“书法篇”顺理成章，标题则是《墨刀录：我书意造本无法》，“墨刀录”标识的是内容范围，与“书法篇”这一标注相呼应，而引用苏轼的诗句“我书意造本无法”做标题，再恰切不过地概括出了杨谔的艺术观和书法追求。关于书法，他一贯秉持“书为心画，字如其人”的理念，所以他认为书法问题“根子在于人的问题，在于人的境界与对艺术认识的问题……狂的资本是人的思想和心力，而非可操作性极强的字的造型与篆隶工夫。”（《忽然明白》）他并非不讲求技巧，而是反对和警惕对技巧和形式的过分倚重，对书法界“弄巧”“尚巧”之风深恶痛绝，断言“多巧必伪”，他一语道破书法创作的真谛：“书法创作是写心、写情、写意、写志，而非写笔法。”（《〈书法自由谈〉摘录》）这直可视为“我书意造本无法”的现代白话表达。遍览全书，杨谔提及最多的历史文人要数苏轼了，这里彰显的不单是观念的认同，更多是精神的契合。也许再也没有哪句话如苏轼此句，能够那么贴切、精到地传达出杨谔艺术精神和书法理念了，这唯一的唯一，就让冰雪聪明的编者周蓉觅得了，结结实实地往那里一撂，于是，整个单元长长短短一百多则随想一下子被赋予了灵魂。妙哉妙哉！
第二单元为“杂览篇”，标题则是《懒翻书：占得人间一味愚》这里还是引用苏轼的诗来拟题，句子出自苏轼《南乡子·自述》，诗人时在徐州太守任上，白天睡觉，夜晚值衙，无所事事，偷闲读书，发出感慨“占得人间一味愚”。周蓉从词作中拈出一个“懒”字，将苏轼的精神状态极为精到地一字点出，而杨谔正与之有着高度的心灵契合。“懒”是读书的状态，闲散，轻松、自由，抛却了任何功利心和目的性，由此也对应了“杂览篇”这一标注中的“杂”字。注意这里不是以“读书”而是以“杂览”标注，相比之下“杂览”内涵更具开放性，细读这一个单元内容不尽然是谈读书，“杂览”与“翻书”互文，这里的“书”也不妨附加上无字的人生大书，而并非专指有字之书。这样一来，《懒翻书：占得人间一味愚》其实是借“读书”之名，涵盖了读书之外的种种人生“杂览”，是对苏诗的妙用和巧用。关键是“懒”与“杂”点出了本书著者的精神风采，不求功名则“懒”，随心所欲必“杂”，如此这般，在名利之徒眼里，可不就是“愚”吗？杨谔就直言：“艺术是‘笨人’的事业！……当今是最需要提倡从艺者去做‘笨人’的时代。”（《联想》）笨人、愚夫，这竟是杨谔心仪的从艺者。“占得人间一味愚”是苏轼的自嘲，也是杨谔平常惯有的腔调。读着这个标题，他那一副自我解嘲而又睥睨天下的神情依稀可辨，呼之欲出，真是妙绝！
第三单元为“文化篇”，“文化”是一个大词，所以标题相应的大气磅礴、豪气干云，是为《万物生：八千里路云和月》。文化土壤肥沃，则艺术百花园生机勃勃，而此处所借用的岳飞词句一派豪迈雄阔之气，标题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一单元内容的特色，如果说第一单元“书法编”精专，第二单元“杂览编”驳杂，那么这一单元特色则在于雄阔：视野开阔，笔力雄健，谈古论今，纵横捭阖。杨谔其人其书（草书）散发出来的豪放之气，在这部分文字里得到最突出的彰显。所以，这个标题既是内容特色的概括，也是对杨谔精神气质的传达，有一举两得之妙。我这样说，绝不是臆测，周蓉在《序》中将杨谔称为“书法界武士”，这个不无另类的称呼，透露出她对杨谔特异而深刻的印象，应该是基于此她才想到了一代名将武士岳飞的《满江红》吧？加封给杨谔这个称号犹嫌不足，须再加以强化，于是有了这个标题。标题之妙，也许并不止于此，细细品评，当另有寓意和深意，“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一诗句与前两个单元题目中的苏诗相比，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所以读者一眼瞟去，即会联想到与此对应的上句“三十功名尘与土”（此处“三十”也可理解为虚数），而三十多年正是杨谔从艺的年头。所以，这个标题隐含着对杨谔三十多年艺术成就“俱往矣”的提醒：任是功名再显赫，皆已化为“尘与土”；同时表达了对杨谔“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劝勉：须知任重而道远，阅尽世间“云和月”。题目中的古典名诗，一句两用，双美并臻，确乎奇妙！
第四单元为“闲情篇”，标题是《风吹过：细数新荷出水来》，其中的“细数新荷出水来”是杨谔一则随感的标题，周蓉将这则随感置于本单元首位，以此引领群篇。这样拟定标题，轻巧而巧妙。周蓉这次没有再向古人借句子，而是让著者直接出场，我手写我心，是为“轻巧”。而“细数新荷出水来”一句雅致而清浅，与前面三个标题所引苏轼、岳飞诗句风格和谐一致，并无半点违和感，是为“巧妙”。这不过是“巧妙”的一面，另一面其实更重要：周蓉拟题，特别扣住了“荷”，这是必须的，因为杨谔多年邻荷而居，爱荷，赏荷，悟荷，画荷，咏荷……荷似乎已沉淀到了他的生命深处，这一板块的随感基本上是居家赋闲，散步野游时的即时感兴，大多晃动着荷的影子。而细读周蓉借题的这则随感，方知这一个题目别有意趣，也不得不佩服她拟题的慧眼和苦心。文中杨谔先是细腻描摹出新荷出水情景，后来笔锋一转，这样结篇：“一，二，三……数着数着，一些与艺术相关的思绪便如这新荷，东一片，西一叶，纷纷探出头来……”所以，以《细数新荷出水来》作本单元标题，既点出了杨谔邻荷而居的生活状态，也意在说明题下这一则则随感如新荷一样清秀脱俗。“新荷”一词虚实两用，一箭双雕，着实妙哉！而更妙的是周蓉罩在前面的起首词“风吹过”，点活了这句“细数新荷出水来”，赋予其深长意味。没有这个“风吹过”，题目的实意是写杨谔的生活状态，而有了这个“风吹过”，则将杨谔那不俗的精神志趣含蓄而有力地传达出来了。风吹过，却并没有被拂扰，更没有随风流转，而仍然“细数新荷出水来”，回归内心，气定神闲，专注于美。这就是杨谔，他是这样说的：“智者于世，不为外障所迷，亦不为所惑、不为所动，智者之思想、笃情者之情愫，亦然。”（《看见》）周蓉懂得杨谔，自造一词“风吹过”，与杨谔的句子珠联璧合，点活了现成的句子，更点出了杨谔的志趣神采，岂不妙哉！
总结以上分析不难看到，说此书编得妙，绝非虚言。周蓉编书竭诚尽心，除了分门别类的基础工作，在拟定四个单元的标题上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这些标题不单是界定和标识了题下的内容范围，更力求能够反映出作者的生活，特别是作者的艺术志趣、精神风采。既是标题，自然不长，作用在于“点”，这些标题一个个都有画龙点睛之妙效。而四个标题上下连贯，整合一体，庶几可以看到一个全面而立体的杨谔形象和风采：真诚务本，豪放旷达，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如此说来，周蓉这里就不单单是“点睛”而在局部增色添彩，还在努力去“点穴”，力求全面反映出著者杨谔的精神风采。文如其人，知其人方可识其文，须知这是读懂杨谔文字和书画的要害、穴位。
三、印得美：美版与美图
书写得好、编得妙，而最终印制成册，脱胎定型，以怎样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妍媸美丑，全由出版社来决定。可喜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堪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版式美、插图美。
我这几年受赠的杨谔著作，大都是谈文论艺的，特别是书法，每每拿到书翻检一过，总是被内容所吸引，为作者的才华所折服，爱不释手之余将书摩挲把玩于掌中，却有一丝遗憾在心头升起：书是好书，可惜装帧印制得不够精美，有的还不免显得局促和小气。反观有些大家名流或者高官巨贾的书册，内容粗制滥造，空洞无物，印制得却相当考究华美，不免为杨谔暗暗叫屈鸣不平，当然也理解出版社的难处，但心头之憾终难消解。作为一名爱书者，总希望好书印得漂亮些，印制成一件艺术品才好。
这次拿到这本《不肯低头在草莽》，不禁眼睛一亮：16开本幅面，大方大气，书不薄不厚，被外封套包裹着，淡淡的灰绿色，雅洁内敛，不事张扬，书名七个字，黑色宋体，居于中心偏上，非常醒目。字竖行排下来，唯“低头”二字横列，其思想用意暂且不表，如此稍加错落，打破了本该有的单调和沉寂，颇具美感。封套两侧留白较大，设计者则将书名拆开来两部分，竖排分列两边，右边“不肯低头”，字号放大，左边“在草莽”三个字相同字号，一个字的空格留在上方，两列字左右呼应，仿照的是书法书写格式，正与本书内容相契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边的字比起主标题，字号差不多大出来两倍，引人注目而并未喧宾夺主，因为设计者巧妙地将其虚化了，使用的是一种斑驳陆离的灰色，有点脱色印章的味道。封面及勒口上点缀的几行文字，画龙点睛，一定耗费了编辑们不少心思。如此这般，书尚未打开，艺术气息已扑面而来。
打开书，内页版式设计疏朗大气，天头与地脚都留有充分空间，但是并没有闲置，而是进行了适当的艺术点缀，书页眉头饰以一根象征云彩的淡棕色曲线，一侧是黑体篇目，与此相呼应的是下脚竖排的书名，也为淡棕色。在此拱卫之下，版心的文字群方块静默无言而显得神气十足，自信而朴素，激昂而淡定，一如文字内容和作者气度。至于字距、行距的安排与字号选择则巧妙地利用了每则文字内容长短不一又偏短小的特点，自然地形成疏密有致的布白关系，简洁大方，很好地响应了文字所体现出来的著者与编者的美学趣味。
插图是本书又一亮点。杨谔是书法家，兼擅绘画、治印，十余年来创作了不少作品，选择一些为本书做插图，是顺理成章的事。全书共选用插图36幅，其中书法13件、绘画17件、篆刻6件，均是杨谔近十年的作品，与书中文字同步，适时穿插其间。试摘录部分作品的名称：天地一沙鸥（印）、自由之思想（印）、荷风满屋（印）、草民平生（印），梦中夏花（画）、梦中的风竹（画）、醉后写秋荷（画），听雨僧庐下（书法）、如璧《山居杂咏四首》（书法）、自作诗《小园初成》（书法）、苏轼《海棠》（书法）。这是一个多么丰富而又真切鲜活的心灵世界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插图并非镶嵌于文字文本中间，居于一隅或分占半边而与文字共享一页，而是每个插图单独成页，排版时采用暗码方式。这就给了这些插图充分地位，其艺术幽微之处得以彰显，再配以三两行诗意文字，有利于读者细致品鉴，可以与文字相互印证、补充。全书不足300页，插图多达36幅，如果说这些文字可看作是作者的心灵之流，那么穿插于其间的一件件艺术作品，则巧妙地调节了流动的节奏，起伏有致，妙趣横生。书的内页设计与插图的选择制作均出自作者的夫人李玉平之手，20世纪80年代中师素质教育的优势在她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不管书的著者思想如何深邃独到，编者心思如何细腻周密，最后都须通过出版发行才能深入众人。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原则在出版环节同样适用，书的装帧设计对于一本书的成功不可小觑。本书版式设计、插图配置都相当精巧别致，美观大方，编辑花了不少心思，最终将这本谈文论艺的书做成了一件艺术品。书内容不待阅读，一册在手，高颜值、高品位，让人眼睛一亮；浏览一过，版式美、插图美，令人赏心悦目。
（本文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南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