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周保欣
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朱晓军推出他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巴黎有片榕树林——海外温州人的家国情怀》（浙江教育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全书以浙江温州小镇丽岙为聚焦点，在百年中国、法国乃至世界的世事跌宕中，细致生动地刻画了林永迪、张月富、林加者、张达义、刘若进、吴时敏、程国华、王瑞等三四代侨民（包括华二代）的心史和他们从非精英移民到华侨杰出人物的奋斗史。
作家以“小”写“大”。空间上，丽岙是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中国海边小镇，直通的却是法国大都会巴黎。朱晓军书中所写人物众多，但基本都是来自丽岙，如此，全书中的人物便建构起一种事实上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书中写温州地方的结拜传统，“结拜十兄弟”中的吴时敏、程国华和刘林春等都相继出国，到了法国后，自然就有相扶、相帮的情义基础。正是人物与人物、家庭与家庭之间建构起的特定的“关系”，以及各种“关系”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绵延，为书中的故事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叙事动力。在以“小”写“大”的同时，朱晓军也以“大”写“小”，他将几代温州移民不同个体的辛酸、苦难、屈辱，嵌入百年的时间框架，在开阔的历史时空中，勾勒出温州百年移民史。
朱晓军叙写的是温州百年的移民事件，但由于没有核心事件和核心人物，全书就没有主干和中心轴，因此，这本书的写作难度极大。朱晓军的方法是截取百年来温州移民历史和移民群体生命感受中的十六个断面，以这些人生断面为镜，集中呈现几代移民的困境与磨砺、奋斗与梦想。整部作品中，人物并无主次之分，即便是像林加者、张达义等人出现频次较多，但也不是主要人物。朱晓军以“一”和“多”的关系处理笔下人物，他把温州百年移民作为整体在观照，抓住他们的共同特征。因为自然地理条件有限，“七山二水一分田”，温州人日常的问候语，就是“吃了吗”“好吃吗”“吃没吃饱”“要不要再吃点”之类与“吃”有关的语句。所以，历史上温州人迫于生计，惯于远涉重洋海外谋生。朱晓军给书起名叫《巴黎有片榕树林》。虽说“巴黎”和“榕树”都是浪漫而富有诗意的，然而林加者、张达义等人在移民时谁不是迫于生计的“小人物”？谁不是筚路蓝缕，几经跌宕起落，峰回路转，才成就后面的人生？
当然，作为有经验的作家，朱晓军不可能以一堆“群像”成就一本报告文学作品。他知道，写出有个性、有丰饶生命气象的人物，才是作品成功的关键。所以，尽管朱晓军把温州移民作为“一”在处理，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多”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追求。他以类似《水浒传》中“正犯法”，写相似人物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命运遭遇。如林加者和张达义，两个人都是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法混血儿，他们生在法国、长在中国，成年后再回法国。张达义和林加者有着相同的背景，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张达义出生不久法国母亲就因病而死，然而他的法国养父母却给予了他特别的爱。回国后的中国继母和异父异母的哥哥都对他照顾有加。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中，张达义身材强壮，自信开朗，身高一米八几。而林加者却很不幸，亲生母亲不得不离开中国，中国继母对他另眼相待，父亲和后母、弟弟妹妹住在温暖朝阳的房间，他只能住在阴湿寒冷的房间，忍饥挨饿更是家常便饭，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担负起家务和田间劳作挣工分的责任，成年后身高仅仅一米六几。两人的相似性，是为“时”；两人的差异性，则为“命”；而生活中的偶然性，则为“运”，就像林加者因为遭遇车祸而结识应爱玲并结为夫妇，张达义因为回到中国，而避开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上前线的可能。朱晓军就是在“时”“命”与“运”的综合，以及移民群体各种命运的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中，构造出笔下人物形形色色、各具个性的人生。
《巴黎有片榕树林》有着“诗史”的气质。所谓“诗史”，便是“诗”与“史”的有机融合。这本书“史”的气质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世界、中国、法国的大历史。里面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战争，以及中国的抗战、三年困难时期、改革开放等。在这样的历史“长时段”中，朱晓军以代际的“中时段”，富有历史肌理感、有详有略地记录了至少三代温州人远赴法国的移民史，这是其“史”的气质的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则是微观史。每个移民法国的温州人，朱晓军都不同程度地从他们的家庭史或个人心史层面，交代他们远赴法国的原始动因，以及他们到了法国后的不同命运遭际和个人奋斗史。在朱晓军的笔下，时代构成一个大历史，每个人物则以小历史的形式，深深地嵌入大历史之中，成为大历史细密的皱褶。
但《巴黎有片榕树林》不是“史”，而是“诗史”，是极具文学性的“史”。朱晓军以叙事为表，以呈现人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呈现人情、人性和人心为里。书中所涉人物虽多，但朱晓军总能深入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中，捕捉他们凡俗生命中或卑微或平凡或高贵的情感世界。场景、细节、对话、心理描写等，朱晓军不放弃任何去探测人心、人性内部景象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人性世界中“善”的把握，朱晓军似乎有着天然的热爱。作品中，在法国的温州人之间流动着的是浓浓的乡谊、情义、侠义、道义，他们柱根相连，柱枝相托，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种人世间的“善”，不仅在温州人之间存在，在温州人与法国人之间同样存在。典型的就是张达义的法国养父母，他们对张达义的爱，是那么真挚，以至时隔25年之后，当张达义与年迈的法国养父母再度重逢时，他们取出珍藏多年的奶瓶、龙凤瓷碗和调羹——那是张达义小时候用过的。
爱，可以穿透时间，可以抵抗遗忘，可以超越民族和国家。朱晓军虽说无意谱写“中法人民的友谊”，但是当他从人类的情感、精神底部，去发现那些普通人身上存在的跨越国别、种族、区域的高贵德行时，爱，就是弥合文化差异和文明冲突的最大最持久的力量。《巴黎有片榕树林》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视点，就是对笔下人物的文化观照。虽说写到的是几代温州移民，但朱晓军却总是能够从温州的地方文化、地方性格、地方精神出发，去把握和刻画人物。自然环境上，温州的“七山二水一分田”在农耕时代显然是贫穷的根因，所以向海而生的温州人，便形成开拓、冒险、开放、包容的精神，能吃苦、能忍耐，敢为天下先，向外拓展生存空间。并且因为生存的需要，温州人团结一心，这是海洋文化的温州人。但同时，温州人也具有乡土社会重情义、重桑梓之情的特点。所以朱晓军写温州的几代移民的另一个立意，就是写出他们的家国情怀，写出他们对家乡和故土的热爱。他们在异国他乡辛苦打拼，成功后，回报故土，建设家乡和甚至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温州的海外侨民，正在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融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就像有首歌唱的那样，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也是绿叶对根的回馈。■
（本文作者单位为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