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融合出版助力中国法治文化传播

深化媒体融合发展，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

文｜朱 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文化建设，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战略——媒体融合发展。法律出版人应当学会并运用融合出版的战略思维和方法推进中国法治文化的传播工作。

 

确保融合出版的舆论宣传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从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等方面出发，做出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因此，以融合出版助力中国法治文化传播，我们首先应当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融合出版的核心要义，深刻领会融合出版的战略方向。要坚守融合出版的正确舆论宣传导向，牢牢掌握舆论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不断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法律出版工作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反映社会主流价值导向，为国家法治事业的发展汇聚正能量。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刻意识到经过编辑加工产生的作品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大众，责任重大。首先，舆论宣传导向问题不仅反映在政治和法律理念等宏观问题上，甚至法律常识性问题的正误等微观问题中也会涉及。例如我们在审读书稿中发现，有些学者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误解和误读，并把这种误解和误读带到国外，影响了国外对中国法律制度的恰当理解。其次，书稿中文不对题、文不达意现象也会涉及舆论宣传导向问题。比如我们的一些法治外宣产品立足于对中国特色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的研究和推介，但是作者在撰稿时大篇幅地引用国外的法律和司法实践，这显然不是中国特色法治实践的基本理据。再次，文风问题也是舆论宣传导向的审查重点。例如作者普遍具有问题意识，但是缺乏建构意识，因此造成出版领域中建构性的作品较少。

 

融合出版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

融合出版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不仅要在内容和技术上实现“融”，尤为关键的还要在机构和人员上实现“合”。近五年来，法律出版社在组织机构、编辑培养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尝试。

在组织机构建设方面，融合出版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扭转“多头管理”“分片包干”等组织结构问题。为此，法律出版社先后成立了数字出版部、营销中心、辞书·融出版编辑部以及法律翻译与出版研发中心。数字出版部实现了传统图书产品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多载体的图书产品形式，满足读者的不同形式需求，扩大了读者群体；营销中心紧跟新媒体发展形态，注重通过新媒体宣传渠道，如微信、微博、抖音等，扩大图书产品的影响力；辞书·融出版编辑部立足于法律检索的需求，通过研发《法律大辞典》《英汉法律用语大辞典（第2版）》等项目，借助新技术手段带动法律外译知识服务；法律翻译与出版研发中心旨在通过搭建中国法律翻译的信息和资源平台，助力中国法治“走出去”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四个部门分工合作，完成法律出版社媒体融合发展第一阶段的内容和形式“换挡”工作。接下来，法律出版社面临着媒体融合发展的“迭代”和“升级”，力求实现信息共通、共享、共建的智能化出版媒体格局，这就需要进一步地调整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形式，适应全媒体时代媒体生产力发展方式的变革和水平的提升。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融合出版做得好的地方必然是人才高地，人才是决定性因素，应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且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全媒型、专家型融合出版人才队伍。法律出版社一方面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加大对现有编辑人员的培训；另一方面，通过推动项目研发和管理，增强现有编辑人员的实战演练，为今后全面实现出版融合储备人力资源。

 

融合出版的生命力仍在“内容”

推动融合出版的发展，仍然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实践证明，融合出版的出路必须从“拼海量”转向拼质量，从聚流量转向聚人心，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为此，法律出版社采取一系列举措增强编辑人员以“内容为王”的定力。

一方面，学会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本领。推动融合出版向纵深发展，必须自觉统筹运用理论与舆论两种资源，促进理论与舆论同频共振，不仅让中国特色法治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还要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例如，2019年底法律出版社成立法律翻译与出版研发中心以来，立足于法治外宣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先后联合和自主研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中英文版系列、《中国—新加坡“一带一路”国际商事审判案例选》《中国数据要案》和《走进宪法》等相关“走出去”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第1—4辑·中英文版），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新时代我国出版走出去的非凡十年”活动中，该系列作为唯一的法律类图书入选“我们做得最好的外宣书”。在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2023年“‘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征集与国际化人才遴选”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第1—3辑）中英文版入选“‘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版权输出）”。《中国—新加坡“一带一路”国际商事审判案例选》（第1—2卷），在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2023年“‘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征集与国际化人才遴选”活动中，《中国—新加坡“一带一路”国际商事审判案例选》（第1卷）入选“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国际策划与组稿）。《中国数据要案》（第一辑）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新书书单；“新华荐书”推荐图书榜单；2024年第十一届“读友读品节”指定书单。《走进宪法》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新书书单；央视频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年终品读会·2023（出版社专场）》推荐书目；2024年第十一届“读友读品节”推荐书单。这些书不仅在国内市场反响良好，而且受到国际出版商和研究机构的关注。

另一方面，学会实现法律知识服务的本领。法律的生命在于应用，通过研发应用型法律内容，指导法律文本的规范使用，实现法律知识服务。例如，近年来，法律出版社推出“中国合同库项目”，该项目由法律出版社联合“法天使”（专业合同下载、撰写平台）共同发起，旨在以法律文本为载体，聚合和共享法律智慧，推出一系列的优质合同文本，实现线上（在线下载、编辑、使用、审核）与线下（纸质书）相结合，并通过线上合同起草审查培训课程，在全社会提倡使用优质、准确、实用的合同文本，提升全社会的合同水平。

截至目前，法律出版社线上线下综合影响力在法律出版领域名列前茅。融合出版的布局正在稳步展开，在实现从多种出版形式“相加”到“相融”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化内部机制改革、流程优化、平台再造、人才建设，建立适应融合出版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整体架构，打造新型出版，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本文作者单位为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