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近年来宋史阅读非常热门，介绍宋代的佳作也如泉涌般不断，来自广州的文史作家吴钩便是这股热潮的佼佼者。事实上，他早在宋史热之前便已默默耕耘多年。
9月23日周六晚，在夏日热风即将远去之际，吴钩携带其新作《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2023年9月），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举办其新书分享会，与南方网资深媒体人陈小庚就“王安石变法究竟是利民还是害民”这个主题，做了一场十分精彩的对谈分享。
《宋神宗与王安石》书影
主持人以一些读者疑问开启了这场对谈。她介绍，王安石这个人与苏轼、苏辙兄弟，与司马光、欧阳修、二程这些人，私底下可能互相欣赏，但政见上却对立严重。尤其是名气十分大、仕途也很坎坷的苏轼，传闻他们之间存在一些恩怨，涉及是否互相陷害，不知道嘉宾是否可以作答。再如今天非常多的人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些反对都有道理吗？是否存在误读、误导？
吴钩先介绍了本书的写作初衷，他原本打算通过书写北宋的四位个性帝王，通过他们的生平事迹去串联整个北宋史。宋神宗是其中一位。但在研究宋神宗的时候，他发现根本无法绕开王安石这个人，王安石的份量还大到无法从轻处理，而且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还贯穿了整个北宋后半部历史，所以必须把他拿出来，和宋神宗并列立传。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取名《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吴钩继续介绍，他的其中一个想法是替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澄清一些误解。他表示，很多人，包括以前的他自己，在评价王安石变法时都往往先持有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然后从这个立场出发，去评介王安石其人及其变法。但当他真正沉下心去研究史料，包括现代学者对王安石变法和王安石的记录，才发现世人误解的地方也比较多。这种误解一个是受评价者个人的立场影响，另一个也跟史料记录有关，因为同情保守派，加之靖康之变的缘故，后人撰写的史料里存在不少歪曲、抹黑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地方。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比对和分析史料文献记录，以尽量确保引用比较靠谱的说法。
他承认，王安石变法这个话题确实争议性很大，支持者和反对者争论的激烈程度不亚于现代中西医之争。但他坚持认为，无论后人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如何，支持也好，反对也好，都应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立场先行，根据先有的立场，去评判历史人物或者一个历史事件，这不是客观和公正的。他认为，应该结合当时的情景和史实，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再去评价相关的人物或者事件。《宋神宗与王安石》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即澄清一些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误解或者抹黑。
对谈嘉宾陈小庚指出，她在阅读本书过程中能感觉到吴钩在为王安石和变法鸣不平，持这样一种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到书写的客观公正性。
吴钩认为，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有意识地克制，不使用情绪化或者有倾向性的辞去会描述变法派和保守派双方，而是聚焦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所以这本书的重点也不是去评价王安石变法，而是介绍变法的全过程、全景图，如这场变法是怎么出台的，遇到了什么人的反对，反对者又是以什么理由反对的，保守派和变法派是如何博弈交锋的。
活动现场 （图：李显杨）
吴钩表示，他当然是有立场的，而且也忍不住会发表评价，所以他的做法是将自己的评价单独写成一篇文章，放在全书的最后。在行文的时候，他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博弈参与者的对话，并且也保留了资料的出处，而非自行转述概括，这样可以更客观、坦承地展示当时人的想法。在谈到是否会误导读者这个问题时，吴钩认为，读者完全可以不看他的评价部分，而是把全书正文部分看完，再自行评价这段历史。
在对谈中，陈小庚提到，王安石变法的阻力非常大，其对手保守派阵营强大是一个原因。但谈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阻力，陈小庚认为似乎用“利益纠葛”这一个词很难概括，因为北宋时期很多同胞兄弟或者亲友就分属于两大阵营，譬如王安石自己和亲弟弟王安国就是不同的阵营。
吴钩表示，当时确实很多人都反对变法，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北宋顶流，如苏轼、苏辙、程颐、程颢、司马光、欧阳修，等等。但他们反对的原因不一。利益纠葛只是其中之一。
他认为第一个阻力可能是观念的冲突。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些正统士大夫，认为士大夫或朝廷不应关注如何理财，无论效果如何，关注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对的。王安石把理财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在司马光等传统的士大夫看来，是本末倒置，存在理念上的冲突。
其次则是利益上的冲突，例如皇亲贵戚之类。他们反对变法则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让他们的利益受损了。吴钩举了免役法的例子来证明。古代百姓除了要交税，还要服职役，诸如当个村官、村委主任，甚至给县里开车，都属于职役范围，而且职役是无偿的，强制性执行的，所以很多百姓是苦不堪言，有些年纪比较大老百姓甚至为了躲避职役而自杀，让家庭的人丁减少以避免被摊派更多的职役。但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却不需要服职役，但免役法推行后，他们被要求按照一般百姓的标准缴纳50%的免役钱，所以利益受损了。这些人在朝中也有他们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就站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是利益上的冲突。
还有一些私人恩怨，例如苏轼和苏辙。在网上很多人喜欢苏东坡，认为苏东坡是个中立派，既得罪了变法派，也得罪了保守派，导致仕途坎坷。吴钩却指出，并不存在苏东坡是中立派的事实，苏东坡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派，逢新法必反，而且往往充当的是第一个或者第一批反对者。吴钩认为，苏东坡本人比较开明的，政见上也更接近王安石而非司马光，其人也并非专门给政府提反对意见的台谏官。所以他认为，苏轼如此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可能是因为受其父苏洵影响，因为王安石曾经嘲讽过苏洵的“跑官”行为，两人之间有私怨。
陈小庚提出，王安石似乎是一个很孤独的改革者。他的变法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除了宋神宗，似乎没有什么人一直很坚定地跟随他。他可能认为他儿子王雱是他接班人，但王雱很早就去世了。司马光、韩维这些曾经的好友因为反对变法而与他决裂，他的得力助手吕惠卿后来跟他也反目成仇，而他与宋神宗之间的交流也一直比较强势，是老师指导学生的姿态。所以是不是王安石本人的性格，以及行事风格，也是最后变法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
表示，不可否认王安石确实比较固执，但他也并非一味地不听他人劝告，保守派提的一些批评，他还是有听进去的。我们如今之所以听到很多变法的负面评价，可能跟负责记载的史官、文人的立场有关。他举了一个青苗法的例子。当时有个台谏官名为李常，他报告皇帝，地方官在执行青苗法的过程强迫农民贷款，甚至并没有放款，就强行收取20%的利息。皇帝震惊，要求他说出到底是什么人如此胡作非为。但李常引台谏官“风闻奏事”（即以听来的传闻而弹劾他人）的惯例来拒绝透露信源。皇帝和王安石再三解释此举是为了处理胡作非为者，而非追究传信息的人。但李常依旧拒绝透露，并以辞职相要挟。李常的说法也被记录到史料当中去。吴钩分析，李常如此反常，只能说明他所说并非事实，只是传闻。这是变法扰民被夸大的一个例子。
陈小庚又提到，历史上主持变法者多数下场不太好，例如商鞅、王莽、张居正等，哪怕到了近代，也依然如此。唯独王安石似乎是个例外，而且他作为一个性格如此犟的人，变法也激发极大争议，王安石却能得个善终，且最后还进入神宗庙宇得到供奉，地位十分之尊崇。如何解读这种区别？
吴钩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整个宋代都比较礼遇士大夫，环境也比较宽松，很少有士大夫因为立场而被统治者清算。王安石过世之前一直隐居在金陵，已经罢相，但依然受到优待，神宗也对他一直保持尊敬。他过世那年虽然是保守派当政，新法也被推翻，但主政者司马光听闻王安石过世，就提议朝廷应给予表彰，这说明当时的保守派和变法派，其对立只是政治意见、政治立场或者主张的分歧，不会达到我不同你的意见就把你贬得一无是处的地步，起码在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年代，还没有这样的做法。
吴钩表示，宋代对士大夫是礼待有加的，整体环境比较宽松，跟秦代、明代、清代不一样。所以虽然王安石的新法被推翻，他的一些主张，包括他的新学——王学也受到批判，但宋人还是认为王安石这个人的道德、文章一流，没法攻击他本人。
陈小庚还从女性角度提出了对王安石本人的赞许。她指出，王安石的小儿子可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时常折磨其妻庞氏。王安石则支持庞氏改嫁他人。这种行为无论是当时，还是如今都是非常难得的。今人或许能够理解王安石支持女子改嫁，但当这个女子是自己儿媳时，他还能作出这种行为，已经是站在一种比较悲悯的角度了。
对谈过程中，吴钩还对一些历史知名事件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如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遭遇到底冤不冤？王安石是否在变法过程中迫害他人？苏轼、司马光晚年与王安石的和解等。全程一个半小时的分享，嘉宾和读者都很投入，全场气氛热烈而流畅，陈小庚老师的引导提问，说出了读者心中的许多疑问，吴钩的解答更进一步彰显宋朝文明的宽容和先进，现场读者也聊得快然，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和对阅读历史的热情，确实已经得到明显的提升。
《宋神宗与王安石》作者吴钩 图：吴钩
（文：梁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