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美国诗人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笔名H. D. ）在二战前夕前往维也纳，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并在当时和十年后两次记录了这段经历，结集为《致敬弗洛伊德》。病人与医师、艺术家与思想家、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在对这位二十世纪思想巨人的致敬中似乎包含了无数随时准备爆发的戏剧冲突：希腊与埃及、美国与欧洲、当下与记忆、崩溃与重生……近日，《致敬弗洛伊德》经梅笑寒、刁诗琪翻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首次引进。9月21日的雨夜，围绕该书的对谈活动“游走在两个世界的诗人”在上海思南书局诗歌店举行，一位文学系教授、一位诗人和一位译者坐在一起，试图从H. D. 幻梦般的叙述中打捞出这位女诗人以及那一代人的精神样貌。
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王柏华（图：思露）
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王柏华是《致敬弗洛伊德》一书的特约策划，她首先介绍了H. D.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与埃兹拉·庞德同为意象派的代表人物，但诗风在后期又突破了意象派的范畴。而《致敬弗洛伊德》一书最让她惊叹的是，作为一位向弗洛伊德求医的病人，H. D. 展现出了强大的意志和超我。尽管自己饱经磨难——父兄相继去世、母亲患病、自己刚经历难产，H. D. 依然强烈地关心着人类命运和文明前途。她将弗洛伊德比作顺水漂流的摩西，等待被公主救起——她焦虑于弗洛伊德这套遗产如何传承，欧洲文明如何在又一次大战中存续。这种苦痛缠身与强烈使命感的对比令人读来颇有“回肠荡气之感”。王柏华又从H. D. 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跳回后疫情时代的当下，我们似乎又面对着和H. D. 相似的问题：个体和人类如何在危机中延续？是否可以寄托“同一片人类心灵的深海”来疗愈我们的一次次创伤？
《致敬弗洛伊德》的译者之一：梅笑寒（图：顾村）
《致敬弗洛伊德》的译者之一、研究美国文学的复旦大学博士生梅笑寒则为这些厚重的文明层面的讨论提供了历史上的依据。他指出，H. D. 所处的战间期正值考古学取得突破性进展，H. D. 在书中屡有提及、也为弗洛伊德所钟爱的古希腊、古埃及的文化符号都在当时获得了真实的肉身：米诺斯文明、图坦卡蒙墓等遗迹相继被发现。这让整个欧洲重新关注起自身的文明源流，也让弗洛伊德、H. D. 这样敏锐的心灵找到了移情的对象。他还向观众展示了弗洛伊德的故居和工作室的照片，让H. D. 书中细致介绍的场景也有了感性的形象。
诗人胡桑（图：顾村）
诗人胡桑则先从自己与H. D. 的结缘讲起，他青年时在《意象派诗选》和《美国当代诗选》中读到了H. D. 的诗，“把你的绿色摔在我身上”一句尤其让他印象深刻，也让他对意象派的风格有了最初的感触。而《致敬弗洛伊德》一书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H. D. 强力而率性的人格和她对欧洲文明衰落的核心焦虑。她和弗洛伊德都是在重新定义欧洲身份的层面来思考问题的。胡桑认为，弗洛伊德所领衔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出人的意识和自我的不完整性。这也可以对应到意象派诗歌所使用的破碎的意象上，既然人的存在是有限的，那么写作方式也必然是有限的。意象派的崛起并非欧洲诗歌的自然演进，而是对当时文明与身份危机的一种回应。这种探索意识世界的勇气落在《致敬弗洛伊德》中，就是H. D. 和弗洛伊德都在强调的那句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随着对谈的深入，王柏华指出，如今的读者在阅读《致敬弗洛伊德》时似乎应在两个方面与之保持某些反思的距离：一是H. D. 的叙述是片断式的，印象式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如我们所知，梦境本来就是断裂的，无法言说的；二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本身，特别是其男性中心主义的前提已受到当代理论界的质疑。带着这个反思的距离，她感到H. D. 在书中所表露的态度颇为令人震惊：H. D. 似乎对一位男性权威及其男性中心主义理论抱有如此多的信任和尊重。
对于这种震惊，两位男嘉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回应。胡桑指出，弗洛伊德学说在当时虽然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显学，但像H. D. 这样能够彻底理解并挖掘出其非常严肃的哲学基础的人仍属少数。H. D. 可以说是弗洛伊德难得的知音，弗洛伊德学说的解释力可能是她的信任的关键缘由。而在阅读过程中，胡桑感觉到这两个强力的人都在观察着对方，他们都有着鲜明的自我在场，H. D. 也并未彻底屈从于弗洛伊德的权威。
梅笑寒也同意胡桑的说法，他从美国文学史的演进入手，指出H. D. 作为艾米莉·狄金森的继承者，对于人的无限可能性和人类心灵的不可知的漩涡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与认知。H. D. 之于美国文学史的重要性在于她自觉地承担了意象派与新古典主义、诗歌与小说的对抗的文学任务与文明任务——这样的人物当然有其强劲的主体性，必然不可能完全服膺男性权威的摆布。H. D. 在诗歌中大量使用的压抑性意象（钟形潜水罩、小盒子、蜗牛壳等）也都表现出她强烈的主体意识。但另一方面，由于父兄的相继去世，她对弗洛伊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定的移情，这可能转化成了她亲切而敬仰的态度。
王柏华对于两位男士的解释并不满意，虽然她也承认H. D. 在叙述中体现出了相当的主体性，但对于男性权威的察觉（遑论反抗）程度远远不够。与梅笑寒一样，她以艾米莉·狄金森为例，进一步指出，十九世纪的女性在情感上几乎都无法摆脱对男性权威的依赖，尽管在理性上她们其实已经足够强大，精神上也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
在围绕性别议题与H. D. 诗歌意象交流后，观众朗诵了H. D. 的诗作《欧律狄刻》（收录于王柏华主编的“时光诗丛”之《地狱必须打开，如红玫瑰：H. D. 抒情诗选》，宋子江译，上海三联书店），为雨后这场关于文明与心灵的对谈作结。
（文 邢天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