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徐文贤
在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创造和创新永不过时，传承也永不过时。2022年8月，在我从事图书出版行业的第七个年头，《注音全译老子：附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和苏辙〈老子解〉》一书正式出版，这本书是注音全译系列中的第三本，我对这个系列的出版更加从容和自信，与注音全译系列图书的作者王晓玮老师的合作也更加默契。
曾几何时，出版行业似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快节奏的通道，许多出版人，包括我在内，即便不愿意也不得不被形势所迫，去做一些类似快餐的产品。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打造一个既具备慢节奏的属性又能展现静谧的特质的产品。于是，老子和《道德经》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据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记载，老子曾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即周王室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馆长。由《论语》我们可知，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很多贤人都做了隐士。《史记》记载，老子见周王室衰落而辞官，归隐途中，受关令尹喜所邀而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故《老子》又名《道德经》。
老子本意是归隐山林，深藏功名，结果他的名声却流传千古。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除了《圣经》以外，《老子》是被翻译成外语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在后世的演绎中，老子骑着青牛消失在暮霭烟色中。他虽然希望隐藏功名，却将五千言的智慧撒落世间，犹如撒落满天星辉，照耀着后世的岁月静好。
因为《老子》一书具有非凡的思想魅力，所以历代出现了许多注释和传承的版本，古今中外，皆有流传，此处仅列举若干：三国时期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唐朝傅奕的《老子注》，唐朝景龙碑本的《老子》，北宋苏辙的《老子解》，南宋范应元的《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以及现代蒋锡昌的《老子校诂》，陈鼓应的《老子今注今译》，汤漳平和王朝华所译注的《老子》等。此外，随着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的发展，《老子》还有一些新的版本出现，如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1993年湖北郭店楚墓竹简本的《老子》，以及2009年北京大学收藏的西汉竹简本的《老子》。这些版本为我们研究《老子》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值得后人铭记。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典籍的传承主要依靠手工抄写，因此，出现了文字的增减和因避讳而进行的文字替换，这导致了多种不同《老子》版本的存在。例如，为了避汉高祖刘邦的讳，通行本《老子》将“邦”字改为“国”字，而王弼本第五十四章是“修之于国”，在帛书甲本中是“修之于邦”。同样地，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将“恒”字改为“常”字，王弼本第一章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帛书甲本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在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创造和创新永不过时，传承也永不过时。为了方便广大读者诵读经典、理解经典，我们特邀外研社的王晓玮老师，在经典原文的基础上逐字注音、逐句译文，并加注释，参校多种经典版本，出版了这部锁线精装本的《注音全译老子：附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和苏辙〈老子解〉》。虽然书名看起来拗口，但是其中蕴含着作者和出版方对传统文化和现代读者的深深敬意：既要注解《老子》，又要向世人展示三国时期王弼和唐宋八大家之苏辙对《老子》的理解，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老子》的思想魅力。
《注音全译老子：附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和苏辙〈老子解〉》主体部分包含了原文、注音、译文和注释。除了增加王弼和苏辙的注解外，并没有过多添加个人见解，这样做是为了减少读者的阅读时间，以古文经派的治学理念诠释古书，希望能帮助读者有效阅读古书，改善阅读体验。
对于现代人来说，阅读古籍最大的难点在于弄清读音和理解意义。我们的愿望是，在这个追求经济效益、看重效果的时代，本书能真正帮助读者提高阅读效率，让那5000多字的古文不再晦涩难懂。可以说，出版注音全译系列的国学图书与我从事出版工作的初心是契合的：济急扶危非宏愿，清溪远流在人间。
（本文作者为新华出版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