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禾 刀（书评人 ）
1752年，因为经济状况不佳，袁枚“被迫再度短暂地前往陕西任官”。三年前，袁枚“用薪俸所得的三百金”买下当时还是废园后来因其文采而声名大噪的随园。然而，重新回归仕途的袁枚很快便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办法适应那种仰人鼻息、 屈己折腰的官场生活”。重返随园的袁枚“大部分时间市隐于随园，读书、创作、会友、授业、漫游”，直至终老。
长期专注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城市史的哈佛大学博士、《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一书作者李孝悌认为，“袁枚之所以能过着一种为人称羡的生活，完全是出于个人有意的抉择。袁枚只是本书关注的明清时代众多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之一”。
李孝悌的笔触细腻，分析独到，特别是他将文化与社会学巧妙结合后的解构能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本书中，李孝悌从《桃花扇》引出大众文化主题，进而过渡到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围绕明末至民国初年文人∕士大夫文化与城市生活，以中国近世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明清江南为中心，通过对余怀、冒襄、王士禛、郑板桥、袁枚等人的研究，描绘其文化生活、内心世界等，展示出自明末以来的中国江南城市及这些城市中热闹、世俗、真实的市民生活，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历史与文明的想象。
本书所关注的几位文人∕士大夫，无一不钟情逸乐雅趣。一方面他们均会吟诗作画，以酒会友，传道授业；另一方面他们常常又会选择一个与大众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场所，比如冒辟疆的水绘园和袁枚的随园，还比如悠游山水。“园”既有山清水秀的浓缩景观，似乎也可以减少世俗干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满足文人∕士大夫类似陶渊明那样世外桃源的美好想象。加之，文人∕士大夫志趣相投，在这样的场所彼此还可以保留对遗民身份的追忆。
所谓雅，自然相对于大众的世俗文化，也很难用具体的界限加以切割。这种超脱既体现在文人/士大夫对水绘园、红桥、随园这样特定场所的热爱，也体现在他们对生活近乎病态的极致追求。文人对雅文化的追求，引得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商人纷纷模仿，而文人又不愿与商人“同流合污”，极致于是成了更为自然的选择。比如即便放在今天，袁枚对豆腐食材的挑剔也会让人觉得颇难思议。
雅也并非远离就可以轻松实现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袁枚出于维持生计需要不得不重新出仕，这也成就了一个怪异的文人∕士大夫现象：得意时做官，失意时归隐作诗。有趣的是，文人失意时作的诗往往更有穿透力，比如苏东坡等人。王士算得是个不多的例外，他的“公正严肃、不畏强御”，外加早早声名鹊起的诗文才华，为他赢得不错的仕途。
鼎盛时期的水绘园吸引了南来北往的众多文人∕士大夫，但坐吃山空，晚年的冒辟疆家底渐渐掏空，不得不以卖画和戏班维持生计，水绘园最终易主。不过，这并未完全颠覆冒辟疆坚持“保有遗民的气节和精致的文化生活”。冒辟疆并未因生计真正脱身世外，他依旧言论时政、不畏强权、经世济民，这也折射他无法接受现实的挣扎心态。
去官后的郑板桥也只能以卖画勉强为生，孤苦为伴。穷困潦倒更有助于社会对他文人清高身份的认同。历史上文人对商人的憎恶，在郑板桥身上亦有深刻展现。“透过书画、诗文营造出图像鲜明的文化、历史意境，以彰显他和城市流行品位的差异。这种对士大夫品位的坚持，在他刻意选择用赭墨代替胭脂，用经书对抗古董的姿态中，得到极致的发挥。”李孝悌从郑板桥身上看到了一种矛盾的心态：“扬州学派的学者一方面接受盐商的支助，一方面又通过联姻、教育及官僚的奖掖，建立了一个属于学派自身的认同，并与商人维持一定的距离。”
在李孝悌看来，文人∕士大夫对逸乐的追求，终将反馈到内心特别是情感世界。冒辟疆与秦淮女子苏小宛的结合，以及王士、袁枚等人情感上对传统观念的突破，显示文人∕士大夫对摒弃部分传统礼教的努力。他们的结发夫妻大都为应父母媒妁之言，这自然是尊崇儒家思想的展现。但他们又不愿被过度束缚，于是拓展自己的情感世界，努力寻找自己的真爱，哪怕这些情感叙事有时会让世人惊掉下巴。文人∕士大夫在情感方面尊儒和实现个人情感自由的努力，终于为后人拓展了更大的空间。到了更为开化的民国，类似现象司空见惯，不过绝大多数以男性为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女性地位的卑微。
在“三从”“四德”思想禁锢下，历史上的中国女性长期扮演男性的附属角色，但自晚明起，这一传统有破茧迹象。东北师大教授赵强在《“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16年11月版）中指出，晚明“物”的崛起与“生活美学”相伴而行且相互影响：“晚明人对‘长物’的痴迷是空前的，无论是‘物’的种类，还是受众的波及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台湾学者巫忠恕对这一现象亦有深刻的解读，他在《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版）一书中着重分析了明末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妇女的消费变化：这些妇女在衣着、饮食、出行等方面极力模仿“官太太”。虽官府多次针对性颁发禁令，试图扭转“世风日下”现状，但收效甚微。巫忠恕同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衣着更为开放的风月场所女性居然渐渐成为社会女性模仿的对象，虽然许多时候她们为社会女性所不齿。
最后一部分对情歌的收集，有点类似民间传唱的竹枝词，带有浓郁的世俗气息。这也折射出明清文人∕士大夫的逸乐极致追求，终于从小众逐渐“壮大”为世俗，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大胆释放“自我”。
逸乐，只是管窥社会的一扇窗口。循着这一窗口看去，明清文人/士大夫难掩遗民心态，至而转向逸乐追求，这既是与现实努力切割，也是内心外化的表现症候。当然，那些为商人乃至更多人所效仿的逸乐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道德枷锁的瓦解。赵构认为，明清社会“审美、精神生活的世俗化、日常化是前现代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必然”。
然而，逸乐只是明清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的面向，他们对现实的决裂与内心的挣扎情绪始终弥漫在他们所营造的“极乐”世界。正如李孝悌所指，逸乐呈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颓废景象”“交织着亡国的阴影”“弥漫着明遗民的悲愤与悼亡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