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一个真正的士人
记者｜杨 帆
如今火仍在烧，更多手持火把的人聚集在火畔，将它往更久更远的地方传去。
1979年12月，岳麓山下成为全国读书人目光的焦点。随着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的召开，时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的胡真在座谈会上喊出口号：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如今看来平平无奇的十二个字，于当时却似平地惊雷，听得人胆气横生——一场席卷全国的浪潮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同样是在这一年，在经历了22年的不公与困厄之后，49岁的锺叔河推开了出版社的大门，面朝北去的湘江，开启了一段通往全国乃至世界的奇幻旅程。
今年93岁高龄的锺叔河，拥有极坎坷又极不平凡的一生。他的最高学历是高中肄业，学识却令钱锺书、萧乾等文坛宗师为之侧目。他的整个出版生涯严格算起来也不过十载光景，却让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并留下了后辈学人用之不竭的丰厚财产：以一人之力完成了35种650万字的“走向世界丛书”，为改革开放中再次把目光投向海外的一代新人带来了百年前中国人第一次“开眼看世界”时留下的热切记录；他在“禁区”中“打捞”起了曾国藩与周作人，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出版界掀起了一阵强有力的飓风。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岳麓书社 “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这家年轻的地方古籍出版社由此摇身一变，成为一面赫赫有名的文化旗帜。
即便是在1989年离开出版社之后，锺叔河的名字仍将在未来的30余年里被整个行业一遍遍地提起。1993年，他获得全国出版行业的最高荣誉——韬奋出版奖；2017年，在他的指导下，经过三代出版人的努力，“走向世界丛书”终于出齐了100种，为当下的读者带来了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时“东士西游”所留下的时空观照。而在流量时代，年逾九旬的他也乐于出现在镜头前，操着一口湖南普通话与后学对话，其透彻与赤诚，令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视频节目里，锺叔河登上岳麓山腰的翊武亭，感慨此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读书、编书”。而书是读不完的，可能也是编不尽的。尽管视频中的锺叔河精神矍铄，令人振奋，但对于一个90多岁的大脑而言，想要将其中的智慧与记忆尽数传之于人，注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除了锺叔河本人，可能先生身畔的编辑更能感受到这场赛跑的紧迫性。
2021年8月，锺叔河在家中突发脑梗，后虽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但左半身已瘫痪，几乎丧失了日常起居的能力。2022年底，锺叔河又因感染新冠再次住进了病房。“先生入院那日，特地打来电话，叮嘱我不要把情况告诉别人，以免让人记挂。”与锺叔河共事多年的岳麓书社编辑李缅燕告诉《出版人》，“先生已在病痛之中，怕我心急，故而特意宽慰我说，‘该做的事都做了，该出的书都出了。这次就算交待在这里，我也没有遗憾了’”。
锺叔河口中“该出的书”，说的便是这套刚面世不久，由岳麓书社出版的《锺叔河集》。煌煌十卷，每一卷的扉页背侧，都印着法国诗人缪塞的名句，也是锺叔河以一生的阅读、编辑、写作所践行的那句话——“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
先生的病情经历了几次反复，最终转危为安。2月底，在长沙料峭的春寒中，锺叔河终于告别了住了两个月的病房。而在他的书斋之中，这套集子正安静地与他此生最自豪的作品摆在一起，和整个出版业与万千读者一道，热切地盼望着先生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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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庚午年的冬天，每天晚8点，热闹的街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几乎每一台真空管电视机里都在播放着《渴望》，锺叔河家里也不例外。先生的房子不算大，书桌就摆在电视旁边，当妻女挤在一起“追”新中国第一部热播剧的时候，锺叔河就背过身去，伏案修改“走向世界丛书”的绪论。那一年锺叔河已经从出版社离开，在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做编审，但书还要再版，每部收录作品前的绪论，先生也不遗余力，十几年间一改再改。年近耳顺，锺叔河却选择“两耳不闻窗外事”，把全部的身心精力投入自己热爱的编辑工作中。
这个故事，是李缅燕在编“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时，锺叔河亲口告诉她的。“先生可能是觉得我们这代人编书不像他那么有激情，或许是恨铁不成钢吧，就用当年的故事鞭策我们。”李缅燕说。
李缅燕无疑是幸运的，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编辑，她参与的“走向世界丛书”之于中国出版界、中国文化史，无疑是一座丰碑与奇观。而造就这座奇观的，则是50年的流离与追寻、困厄与思考。
1931年，锺叔河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锺昌言是中国最后一届八股取士的秀才，也是第一批进入梁启超所办时务学堂的学生，与蔡锷、杨树达均为同学。乱世烽火中，锺叔河度过了坎坷但也充实的少年时代。1949年，17岁的高中生锺叔河进入当时的《新湖南报》任记者，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一批文化工作者之一。
人生识字忧患始，但命运对锺叔河仿佛格外不公。1957年，锺叔河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公职，没了收入，只能拖板车，做木工，以力佣为生。1970年，锺叔河因言获罪被判刑10年，进入湖南洣江农场“改造”。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困厄中的锺叔河，心中所怀的念想是动荡终会结束，而中国也必将再次与世界接轨。近代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留下的记述见闻，无论是惊异还是振奋，或许都能在未来形成绝佳的观照。
1979年，年近50岁的锺叔河才“从禁锢中解放出来”，而走出牢门的第一步，他就选择了“走向世界”。经好友朱正推荐，锺叔河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并立马提出要编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收集整理1911年之前中国人访问西方欧美日本的载记，呈现“中国人对西方国家进行直接观察的最初印象”和“传统中国人开始接触现代西方后的反应”。
至于缘由，先生在《与之言集》中写道：“书虽然算古籍，读者却是新人。整理出版古书，应该引导读者向前看，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这也是贯穿锺叔河整个出版生涯的关键方法：出古人书，开今人路。
和许多湖南出版人一样，岳麓书社社长崔灿也是锺叔河的后辈与追随者，在他看来，编辑锺叔河“就像一个黄昏赶路的人”，他的激烈与急切，是因为时间紧迫，而目标尚未达成。“他年近五十才‘半路出家’，实际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已经都在动荡的岁月中耽误了，然而痛定之后，锺叔河和那一辈湖南出版人匆匆整理了下伤口，转头就上了路。他要把自己觉得这一生有价值、需要做的事业，在天生比别人短几十年的出版生涯中尽快地做出来。”崔灿说。
当时的锺叔河只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编辑，只有朋友，没有团队，从访书组稿到审稿校对再到发排盯印，几乎全都是一人独揽，即便如此，除了总序和边注，锺叔河还是挤出时间，为丛书的每一本书撰写绪论，详尽地写下作品的历史背景及编辑过程中的思考感悟。这些绪论篇篇都是长文，平均两万余字，每一篇都要写个把星期。在这种工作强度下，锺叔河仍坚持一个月就要做出一种的节奏，在短短3年间，完成了35种、650万字的“走向世界丛书”。后来李缅燕与同事们在锺叔河的指导下编“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几个人在现代工具的加持下工作效率也很难追上锺叔河当年的进度。“那时我们才切身感受到，锺先生对出版那种近乎燃烧一般的热情。”李缅燕说。
随着这些既久远又新颖的记述在长沙一本本地面世，整个中国文化界都被震动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李一氓说这是“近年来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翻译家萧乾则表示，“除了它自身的巨大学术价值，这套书还及时地配合了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钱锺书更是主动写信给锺叔河：“弟读尊编，即倾倒兄之卓识明见，而博采穷搜之学力又足以相副。”后来丛书再版，钱锺书欣然作序：“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这篇序文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日报》，许多年后，杨绛在信中告诉锺叔河，“他（钱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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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锺叔河，可能曾国藩、周作人不会这么快进入读者的视野……可能今天国民的阅读趣味，都会因之发生一些变化。”谈到锺叔河留下的出版“遗产”，崔灿如是说。在他看来，锺叔河值得后进学习的，除了对出版的激情，还有他过人的智慧与胆识。
这份智慧与胆识如何得见？崔灿也讲了一个先生早年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锺叔河只能以拖板车为生，流汗之余，唯一的爱好就是博览群书。有时候买不起书，便去旧书摊淘低价旧书。一日他寻得一本精装的周作人的《苦竹杂记》，实在心痒难耐。书价九毛，但锺叔河身无分文，只得把头上的毡帽拿去当。当时帽子至少可以当一元钱，但价格超过一元钱的当件需要登记，锺叔河怕书被别人买走，便从伙计手上接过九毛钱拔腿就走……
这种狡黠机敏，在锺叔河的传奇一生中随处可见，而读到一本周作人的著作不难，一个拉板车的年轻人，能在通信往来间成为作家的忘年之交，则更彰显了锺叔河的胆识。1963年的一天，锺叔河收到了周作人的回信，并得到了周作人的通信地址。喜出望外的他买了一分钱两张的极薄的一面粗一面光、上面印着红色横线的“材料纸”，一支一角二分钱的毛笔和一小瓶墨汁，就着昏黄的灯光，带着虔敬写下这样的文字：“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而且都爱不能释……”在信末，他还不忘向周作人致歉：“无法购置稍微合适的纸笔，要请先生原谅。”
更令锺叔河欣喜若狂的是，周作人竟然又回信了！随信还寄赠了锺叔河索要的条幅和一本周作人自己翻译的《伊索寓言》！就这样，在那个山雨欲来、风雷可闻的时代，一老一少两个失意的灵魂之间，用信件建立了温暖的连接。也正因此，后来锺叔河排除诸多困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书《知堂书话》，并通过多年求索，编印了14卷本、近700万字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来酬谢这位从未谋面的文学知己。
作为一个出版人，锺叔河的智慧与胆识更令人折服。1982年，锺叔河参加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的会议，讨论制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上，锺叔河提出要将《曾国藩全集》纳入出版规划，一石激起千层浪。曾国藩，在当时被视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是彻头彻尾的“反动人物”与出版禁区，而锺叔河据理力争：“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一定要看曾国藩的著作，不能对任何人做出全盘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最终《曾国藩全集》得以列入“规划”，“晚清第一名臣”的著述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付梓传世。
时间最终印证了锺叔河的论断。随后的十余年里，周作人笔下的“温和”打动了无数读者，而曾国藩更是“出圈”成为文化现象，以此为题的出版热至今尚未退却。当年锺叔河克服万千险阻把这些书做出来的时候，或许也没有想到能引起怎样的潮流。从历史的角度回望，曾国藩也好、周作人也罢，剖知其功过，给予其公正的评价，更好的方法或许不是将其封存，而是把他们从头到脚整个地放在读者面前，由人体悟评说。热潮终会退去，而发掘时代深处留存的风采与沉思，才是出版人穷尽智慧胆识所要实现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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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庚戌，还是冬天，还是一部热剧。当《狂飙》里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首次展示出自己的阴险狠辣时，他书桌上的四本书引起了观众的注意，那正是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推出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丛书中的“四大名著”——淡色纹饰的封面，密集厚实的质感，唤醒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出版社的电话瞬间被打爆，发行商险些把出版社的门槛踏破，点名来要这个多年前的老版本。
这不是岳麓版“四大名著”第一次洛阳纸贵，事实上，地方出版社第一次把触角伸向“四大名著”等经典的起点，正是锺叔河来到岳麓书社任总编辑的那一天。
在崔灿看来，锺叔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人，还是一位兼具情怀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虽然当时并没有类似概念），如果说有一句话能体现出版人和“企业家”锺叔河的精神，那一定是他在岳麓书社所提出的口号——“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
“20世纪80年代，书荒是常态，很多知识分子想读书，但是当时大家普遍比较拮据，买不起书，所以锺先生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他想让每个人都能看得起书。”崔灿说。在锺叔河的倡导下，岳麓出版的每一本书，都要从版式、字号等细节考虑如何节省版面，在不影响读者阅读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减少成本，降低定价。在当时，图书印刷常用的字号是小四号，而锺叔河另辟蹊径，在岳麓书社用小五号字来排“四大名著”，“虽然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但是回头来看，其实是他的理念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岳麓用小五号字来排名著，压缩了纸张，降低了图书定价，进而满足了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众普及。在岳麓书社主持编辑工作的那些年，锺叔河打造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古典名著今译读本”价廉物美，平装本的三四块钱，精装本的五六块钱，不仅当时风行一时，迅速赢得了市场与口碑，更是长销不衰，今天打开孔夫子旧书网，20世纪80年代岳麓版古典名著还有着巨大的流通量。
就在2022年，岳麓书社刚刚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真正步入“不惑”之年。过去40年间，岳麓书社之所以大作名编频出，成为全国古籍出版社中颇具市场感与时代感的存在，与锺叔河任总编辑时期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
“锺叔河在岳麓社总编辑岗位上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自己的点子和音色》。”崔灿告诉《出版人》。彼时岳麓书社只是编辑仅十余人的小社，年出书不过百种。锺叔河坦言当时的岳麓“在出版界这支宏大的交响乐队中，只是个打边鼓的小角色”，但“正因为角色小，我们不能不努力打出自己独特的点子和音色；否则南郭吹竽，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岳麓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除了“第一个吃螃蟹”，在地方出版社里率先推出“四大名著”之外，锺叔河主编的《凤凰丛书》，广收久已绝版的近代中国艺文旧籍、文史资料和研究著作，以题材多样、价值多元著称。他策划的《风土丛书》，则兼具小巧与质朴，专收古人论述各地岁时、节令、舆地、物产、风俗、人文、方言等的著作。在古籍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锺叔河先生的每一次舞蹈，都在拓宽着读者和从业者的视野。
在崔灿眼里，锺叔河一直是一个“冷峻而清醒的人”，而在这份冷峻背后，有着藏不住的温情。“作为一个编辑，他毕生的追求就是把好书做出来；而作为一个爱书人，他还有另一个追求，那就是让好书影响到更多的人。我觉得他当年提出的口号，就像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一样，虽然朴实，但至今仍能鼓舞我们。”
除了锺叔河，岳麓社还有穷十年之功编辑《船山全书》的杨坚，从编辑到学者到作家、把毕生心血花在曾国藩身上的唐浩明……“所以当时湖南出版能够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些出版前辈身上的那股精气神。我们现在为锺先生出集子，不仅是对锺叔河先生的一个交代，同样也是对那一代出版人的致敬。”崔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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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锺叔河的编目与著述，不难从中找到两条清晰的脉络：其一是“东士西游”，包括实录、心态、反思与启迪；其二则是“士的蜕变”。“锺先生一直致力于从思想史、文化史层面分析由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转型及其内在动因，还原200年来思想文化界在西潮冲撞下的心灵撼动与觉醒”。
那么在编辑和出版人的身份背后，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士”的锺叔河，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身边的人眼中的锺叔河，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湖南文人、中国士人。因言得咎是士，情酬知己是士，诚实坦荡地挑起自己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担当，也是士。
“锺叔河先生自己也说过，他不是一个信徒。他既不故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相信从头到尾把先生这部集子看完的人，一定会对他有一个更新、更立体的认识。”崔灿告诉记者。
亲友爱读其书，也同样爱读先生其人。李缅燕还记得，初次踏入锺叔河书房时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先生编的书，我在孩提时代就在书架上摸过，但当时我也不会想到，会在20年后成为他的编辑，与他共事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冥冥之中也有一种缘分在里面。”
聊天久了，李缅燕口中的“叔河先生”就变成了“锺嗲嗲”，“嗲嗲”是湖南俚语里特有的对男性长辈带着尊崇与亲昵的称谓。李缅燕认识的这位“嗲嗲”宅得很，极少出门，每天就是看看书、写写文章、见见朋友。他带着几分玩笑地告诉李缅燕：别看我退下来得早，我现在过得一点都不比别人差，原来一些身居高位的人，退休之后门可罗雀，而你看我这里，总是宾客盈门。
剩下的时间，先生不是在写稿子就是在改稿子。他有各种颜色的笔，直径都是0.35毫米，每次李缅燕送来新的清样，先生取出笔，一改就是几个钟头，把稿子改得“满纸烟云”。“我有时候也心疼，就说稿子已经改过五六遍了，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这时候他就满脸不乐意，说一定还有硬伤没有改掉，还得再改改。”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锺叔河的时间变得更珍贵了。令他庆幸的是，自己的大脑还能思考，右手还能执笔（左半身已经无法活动了）。而让他感到焦急的是还有书信集、题记集、书话集没有编好，他还想再完成一部自传和一部思想访谈录。“时间安排得紧，没有工夫悲秋伤春、害怕孤独与死亡。”他曾这样告诉来访的客人。
而在可贵的闲暇时间里，他也以自己的温润继续影响着周围。
锺叔河总说，编辑要有两支笔，一支是改稿子的红笔，一支是写文章的蓝笔。他也喜欢劝人读书、写字。在锺叔河家里做了24年保姆的谢淑群如今是做“娭毑”(也是湖南俚语，与嗲嗲相对)的人了，尽管只有小学学历，但是在耳濡目染之下，如今也拿起笔，写起了文章。不敢给锺叔河看的，就先给他的朋友和女儿看。
“锺先生总和我说，编辑不能总念着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编书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吸收，还要有产出。这些产出，日积月累，便形成属于你自己的专著了。”李缅燕说。
在李缅燕看来，这个不会用电脑和智能手机，也不谙外语的老人，正在用一种自己的方式超越自己，或者说不断地追赶世界的潮流。
“他的心态特别开放。”李缅燕说。她会和锺叔河分享长沙当红的奶茶“茶颜悦色”，也会告诉他时下出版市场上热门新奇的玩法。而老先生对此来者不拒。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和他有代沟，跟他在一起也感觉不到时间过得那么快，经常错过回家的公交车。”李缅燕说，“每次见面我们无话不谈，可能工作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时候就是闲聊。这是一个主动吸收的过程，这样一个人一辈子的人生智慧都在里面，所以我会格外珍惜。”
李缅燕也希望能把这些珍贵的对话以视频的方式留存下来，而面对镜头，锺叔河也完全没有包袱。“他躺在病床上，擦干净嘴角，就可以开始录了。我甚至觉得面对镜头的时候，他的兴致比平时还要高。”
回到1963年，锺叔河写信向周作人求字时写道：“先生就请把它当作交给别人手里的一支火把亦可耳。”如今火仍在烧，更多手持火把的人聚集在火畔，将它往更久更远的地方传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