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李庭华
刘硕良先生是新中国广西新闻事业的早期开拓者和中国著名出版家，在90岁高龄之际，系统回顾了一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历程，口述完成了《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一下简称《与时间书》）一书。该书不仅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部关于刘先生一生奋斗和新中国70多年发展历程在新闻出版事业上的反映的口述史，是一个人的历史和一个时代的背影。
刘硕良先生一生的奋斗及其成就，是个人努力与时代机遇相结合的产物。就个人努力而言，尽管出身农家，但是他从小就喜欢读书，涉猎甚广，阅读了《论语》《孟子》《幼学琼林》《增广贤文》《诗经》《左传》《战国策》《史记》《古文辞类纂》《了凡纲鉴》《三国演义》《洪秀全演义》《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子夜》《国史大纲》《中国通史》等作品，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文史功底，使得他在中学阶段的国文、史地成绩非常突出，也奠定了后来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早期基础。
俗话说，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刘硕良先生在长沙清华高级中学学习的两年多时间，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并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进步运动，积极向报刊投稿，实现了在新旧时代转型之际思想的转变。正如他自己所言：“在长沙清华中学，我基本完成了思想上、文化上、知识上的打基础的阶段。在那里，我接受了新的事物，重新认识了世界，重新认识了历史，走上了革命道路。”湖南和平解放后，1949年9月，他经过慎重考虑，考入中国共产党人主持的新闻干部训练班，则开启了他一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序幕。
关于刘硕良先生在广西从事新闻工作和后来从事出版工作所取得的具体成就，笔者不想赘述，此处着重谈一下究竟是何种思想品质塑造了他百折不挠、不畏艰难、永攀高峰的性格。
按照刘先生自己的说法，他的家乡位于湖南宁乡与湘乡的交界处，性格综合了宁乡人“义犬”和湘乡人“犟牛”的特点，既像“义犬”那样忠毅、灵敏，又像“犟牛”那样吃苦耐劳、顽强坚韧。做新闻工作，无疑既需要具有忠诚于党的品质，又需要具有灵敏的嗅觉，善于发现挖掘有价值的素材，创作出反映时代需要和群众呼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好作品。
刘硕良先生无疑兼具这种优秀品质，他在《广西日报》工作期间，采写了《翻身农民爱祖国 增产捐献顶积极——记贺县三嘉乡农民爱国捐献运动》《郁林新民乡怎样解决土改遗留问题，进行稳定农民生产情绪的工作》《从郁林沙浪乡今年增产看党支部领导方法》《大有前途的广西工业——广西工业展览馆总馆掠影》《从湛江到黎塘——黎湛铁路通车记》《推行了民族政策，办好了农业合作社》等反映时代主旋律的报道，成长为广西日报社的骨干编辑和编委。
但是人生从来就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刘硕良先生也曾遭遇人生的至暗时刻，1965—1980年，他在“四清”运动中被诬陷入狱，被判刑3年，刑满后又被羁留农场劳动11年，在劳改劳教场所前后近15年。从33岁到48岁，正是他应该大展身手、做出一番成就的大好岁月，但是就这样被蹉跎了。
换做一般的人，也许在近50岁时解除劳教后，早已丧失了继续奋斗的勇气。但是刘硕良先生绝不是这样的人，他坚信自己没有错，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会重获清白，因而从未放弃自觉学习，以保持思想的清醒和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在15年的时间里，他读报不断，从头细读《毛泽东选集》1—5卷和多种鲁迅著作单行本，并能熟练背诵《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事实证明，他的努力和坚持没有白费，在被安排从事出版工作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刘硕良先生又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高峰。他不仅在漓江出版社创造了出版界的“漓江现象”，而且探索了像《出版广角》这类期刊的有效发展模式，以及人文期刊与出版物互动发展的良性模式，实现了一生曾从事报纸、图书、期刊三种形态三项工作的三栖人生，并造就了新闻出版界广为传颂的“刘硕良现象”。正如苏轼《晁错论》所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信哉！刘硕良先生正其人也。
细读《与时间书》，我们还透过刘硕良先生一生的经历看到了一个大时代的背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硕良先生成就的历史，也是新中国广西社会发展在新闻出版领域的一个缩影。1949年11月，伴随着解放大军南下广西的步伐，刘硕良先生来到广西，被分配到《广西日报》（其间有一段在《桂北日报》）工作。他亲身参与了广西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改和土改复查、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广西文学创作发展和文化事业发展、自治区成立的全过程，见证了广西工业发展的历程。
此外，刘硕良先生还通过回忆1949—1965年间他与广西各级领导干部有关的事情，较为清晰地复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社会的基本面貌，其中涉及广西党政领导陶铸、陈漫远、刘建勋、韦国清、伍晋南、乔晓光、肖一舟、霍泛等人和一大批地县级领导干部，还详细记载了受派采访毛主席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各族干部群众的情况。
1980年重新参加工作后，刘硕良先生积极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号召，带头解放思想，冲破地域和题材限制，带领漓江出版社走出广西，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以自身参与出版界改革发展的实践反映了时代巨变给中国出版业带来的机遇，以及出版人如何利用有利时机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聚势而强，推动出版事业提质提速，开创中国出版行业新局面所做出的贡献。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出版界的“漓江现象”，也就没有“刘硕良现象”。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才提供了包括广西出版事业在内的整个中国出版界蓬勃发展的新机遇。刘硕良先生的成功，不仅在于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而且能够敏锐关注到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多个主题，他在云南教育出版社创办《人与自然》杂志以及策划联动出版“人与自然文库”的成功，生动地反映出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关怀的深刻理解。
笔者相信，《与时间书》不只是刘硕良先生一个人的口述回忆录，它的更大价值在于透过一个具有雄心壮志的新闻出版家的视角，还原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和文化事业的面貌，为我们保存了一段珍贵的历史，提供了血肉丰满的生动史料，或许这是刘硕良先生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吧。
（本文作者系当代广西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