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简洁
经历了漫长而波折的三年时间，我的新书《于是我问我的心》终于出版了。
书名取自泰戈尔的《采果集》。取这个书名时，还是2019年底，我的第一本书《少女与霓裳》的签售会刚结束。现场反应很热烈，书店的店员说，进的书都卖完了。我的编辑坐在台下，全程录了我的发言和答读者问，说我很适合办活动。编辑是我多年好友，从长沙过来，那几天住在我家。来的时候第一顿饭，我给她做了一锅热辣的意大利面炒虾仁，我们两人聊起未来，脸色是蔷薇红。
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我的第二本书的出版，会经历这么漫长的时间。
不过我好像一直是一个擅长等待的人，《于是我问我的心》这本书的溯源，要更早一些。
在铺设道路的地方，我迷了路。
在浩淼大水上，在瓦蓝天空里，没有一丝儿路径的迹象。
路径被众鸟的翅膀、天上的星火，四季流转的繁花遮掩了。
于是我问我的心，它的血液里可有智慧能发现那看不见的道路。
——泰戈尔《采果集》 吴岩译
1.
上一本《少女与霓裳》，写后记时是2018年的冬天，那时的天气和处境于我都很糟糕，书稿尚未修完，现实又困难重重，写稿真的有举步维艰的感觉。也是机缘巧合，在那样的境况下我第二次采访李银河。在采访中，我向她请教遇到写作瓶颈时怎样继续写作。她给我讲了一个她父亲在她小时候教她的方法：写东西时，不要老想一下就把它写好，应该先把脑子里所有的能想到的全写出来，把标准先降低一点，先写出来，再慢慢改一改，删一删，精炼一下就可以了。
先全写出来再说——这个李银河说她直到今天都还在用的方法，对当时陷入写作黑洞的我有了奇效。虽然朴素，但出乎意料地在那个冬天给了我提笔的勇气。那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意识到，我的采访对我的写作有着这样直接的作用。
如果能告诉给更多的同样饱受写作黑洞折磨的写作者就好了，我当时这样想。
像这样的内容可能在采访中会一闪而过，如果不是切身经历过，是不能觉察出它对写作会有怎样让人惊喜的作用的。
和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写到的境况一样：“这个小插曲删掉也无碍，虽然还不错，不过太普通啦。”恐怕别人会这么说。但于我而言，和他的感受一样——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在我而言却自有意味，是有用的回忆。当这种自有意味的内容越来越多，某种想法便成形了。
这本集子的雏形，最早应该是2016年在《时刻moments》开始连载的“一席茶事”专栏。编辑想让我写一些采访时有意思的事和感悟。我当时觉得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存放地，有些在采访正文中没有写的细节，还有一些与主题关联不大的我私人的感受，我很愿意以这样的形式存放下来。人的记忆迷宫是很有趣的，有时觉得记忆如同金鱼，有时遇到开启记忆的钥匙，便连细枝末节都纤毫毕现。这个开了三年的专栏，刚好成为这样的一种见证，和我一起成长。从最开始时记录采访逸事，到后来渐渐向一个主题靠拢：记录那些让我对写作有所感悟的写作经验。
2.
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在专栏的作者简介里一直放了一句话：“喜欢采访，不喜欢做记者”。我从入行第一年就开始做采访，做了九年的杂志编辑，换了三家杂志，一直是采编一体，但约采时我一直说我是编辑，而不是记者。我的性格和内心中一直有种抵触，这种抵触大概是因为以记者的标准而言我有不足——我没有在群访中，一定要抢到问题表现自己的那种决心和勇气；我也没有对人物隐私的执着，我对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为什么能成为传奇的关注，大于去挖出不为人知的私密事的好奇。我身体里没有那种热血的成分，所以刻意地保持区别和距离。
但同时，我又非常珍惜这些采访机会。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采访，我不会有和这些我憧憬的人一对一谈话的机会，静下来、坐下来，让我可以在这短暂的时间超越自己的生命体验。所以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做着采访：做大量的功课，以文字去打动采访对象，从而把采访形式控制在我的舒适区。
这种对采访的矛盾和困惑，在采访毕飞宇之后似有所解。就像我后来一直给朋友说的那样，我在写作上的信心，那像基石一样稳固坚定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从得到毕飞宇老师的肯定后建立的。
在发采访版面给他确认时，因为怕打扰他，我只发了邮件，但很快收到了他发回的短信：“接受你采访是值得的，你的文字很好。”如果说前半句是对采访工作的肯定，那么后半句对我文字上的肯定则更让我开心。说实话，对于采访工作的称赞，并没有什么惊喜。我采访时做功课的用功程度，早就在多次采访时被不断确认。所有这些，我都当成对工作态度和基本功的表扬，只不过是做好了最基础的工作，可以说是敬业，但勤奋努力大概是最无趣的优点了。所以对文字的赞赏，比对态度的赞扬更让我开心。
我所尊敬的作家，能透过我的采访肯定我的文字，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我的采访和创作上的文字分得很开，甚至会有一点觉得大量的采访稿占用了我创作的精力和时间，觉得这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我没有注意到的是，正是这一次次的采访、对话和反馈，滋养着我的阅读和写作。
直到请毕飞宇在收到杂志之后给编读栏目写点意见时，我才知道他对我采访态度的看重，他特意提到：“简洁是一个很好的记者，敬业，行事风格质朴，文字漂亮。”看到这句时，我有种被看透的感觉。所谓行事风格质朴，毕飞宇赞赏的，是我以为的不足和固执体现出的另一面。我想问的问题，确乎都顺从本心。之前我自己不甚明了的矛盾和困扰，似乎就此有解——作为一个有所不足的记者，我所要想了解的部分，意义已经足够重大而珍贵。
后来这一点，又在我采访的作家那里不断得到确认。我做杂志最后一次专题时采访过的作家弋舟提到：“杂志的记者体面，沟通简洁，亦能容忍我偶尔回答得不是那么耐心，她这不是体谅我，是体谅文学，体谅自己所为的那份以‘书’为名的工作。”虽然有些受之有愧，但我不得不说弋舟老师触碰到了我采访目的的核心——抛开“地面之上”的敬业和责任，一直让我保持采访热忱的正是内心深处对文学和写作的求索欲。
3.
在筹备这本集子时，我读到了村上春树关于“自立性代价”的描述。
正是跟别人多少有所不同，人才得以确立自我，一直作为独立的存在。……能在同一道风景中看到不同于他人的景致、感受到不同于他人的东西、选择不同于他人的语句，才能不断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来。
我就是我，不是别人，这是我的一份重要资产。心灵所受的伤，便是人为了自立性不得不支付给世界的代价。
我在生活中，特别是在写作时，是有感受到这种自立性的代价的。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我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相配的做法。在坚持这些做法的时候，并非是没有受到否认的。我对自己的写作有过自我犹疑和困惑的时候，但幸运的是，在我以为四面围墙找不到出口的时候，我的采访总是能为我提供指引和肯定。当我在交稿时受限于一个评判标准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和优秀作家直接对话的机会可以告诉自己：评判标准不止一个。写作的内涵比我周围受限的认知要更深刻、更包容，也更纯粹。
于我，每一次采访，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堂写作课。
我能和那些我憧憬的作家于写作一道上进行交流，我于写作上的困惑，在这样的问道中得以解答。后来我发现，在我的写作与我的自立性越一致的时候，我与世界的摩擦不一定是最小的，但我的舒适度是最高的。相比起纯粹的创作，采访有一定客观性。而在我开始写纯粹属于自我的文字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些作家“他力”的认可在帮助我认知自己的文字时的重要。
这些认知在我写第一本书时，有了更深的意义。我发现，即使是我这样熟悉这些采访的人，在采访完成很久之后，有一些知识点还会在我写散文和小说的过程中，突然在脑中的星海中亮起来。那些散落在脑海中的星子，有时会如同点画星座的连线一般，突然建立联系，前后贯通，形成一个之前未所能见的星图。当这种经历越来越多时，我想我应该把这些点亮的星图记录下来。
最开始时这些连线是随意发散的。比如我在采访姚谦时，发现他将张爱玲写作的技巧用在写歌词当中。小说的技巧可以在写词中加以利用，这是一种文学上的打通。而反过来，诗歌中浓缩的对世界的奇妙视角，也能运用于写作之中。阿多尼斯说，“我让山脉成为词语”；林婉瑜对语言的拆解和重构进行精密的机巧计算。诗人们的感悟在连接到一起之后，形成了一个有脉络的语言学习的框架。这种跨界的共通性，在翻译家那里也能找到，在马振骋、袁筱一、林少华身上，除了能看到翻译家一些共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将翻译、阅读与写作之间的打通。有些时候，将目光移到旁处反而能获得众里寻他、蓦然回首却在眼前一般的写作体验。
有些是因为在某段时间我对某个问题特别感兴趣，而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发现了这些共同点。比如阿来、路内、韩松落和绿妖都回答过我，如何用成人视角去描写童年，故乡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中意味着什么。这些不同年纪、写作风格各异的作家，在追溯自己写作的精神血统时，都清晰地指向了一个作家从何处寻找自己真正想写的命题。还有一直困惑我的，散文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我在路内、张怡微和韩松落那里都得到了答案。
有些是经历的回溯。比如作家们的经历能帮助你回答，辞职去写作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如何找到自己决意写作的时刻。在困惑于自己是否不具备写作的天赋时，在阿来、迟子建、毕飞宇、鲁敏这些作家的回答中，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
还有一些是作家们隔空的默契。当岩井俊二带着我思考人生中无用的部分对于创作有什么意义时，马振骋老先生也在面谈时告诉我，“庆祝无意义”的意义。这些回答里有开门见山的解惑，也告诉你在这之外，于写作一道还有见山不是山的境界。
4.
当然，这些脑海中的星图的连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中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我不敢说我留下的文字是经典，但我采访过的人物确实留下了堪称经典的作品。这些年我的隔山观海，大概也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中留下了些接近事物本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写作本质的东西，即使是对这些文字再熟悉不过的我，再次整理阅读的时候，仍然有着许多新的发现。
我想保存下来的，是我近十年采访生涯所记录的，不会因为时效而逝的、无论何时对写作者依然有强烈的触动和影响的那部分。
所以这本集子里收录的对谈，并不是原先登在各个杂志上的版本。我有一点野心，想要描绘的是村上春树所说的，在同一道风景中看到不同于他人的景致、感受到不同于他人的东西。我想要完成的，不是简单地罗列曾经的采访、证明自己曾经与这些所憧憬的作家有过对谈的一本采访集，而是一本以我的视角重新解读和整理的“写作课”。
大概是出于对年轻写作者的善意，我有幸提问的这些知名作家，都不吝于回答我一些关于写作而言很基础也很实际的问题。有些是正式采访结束之后我的补充提问，有些是经作家同意我重新整理出来的未发表的部分，有些是我采访过两次或三次的作家，我重新寻找了主线，将几次的采访梳理成有脉络和递进的一篇文章，在这样的整理下，有时一篇采访较原来的版本提供了两到三倍的新内容。但无论如何，我所收录、重写和补充在这本集子中的，都是找回原始采访素材，有录音和邮件记录的作家真实可信的回答。
83岁的曾孝濂老先生在我发给他确认五年前采访内容时，给我手书的回信。【人的认知永远没有终点，阶段性的回忆也是人生旅途中的真实过程】
这样的工作是有些庞大的，但在这本集子的写作中，我很少落入写第一本书时所经历的写作的黑洞。一方面是因为，所有素材都是充分准备好了的，虽然需要去翻找经年的录音、重温采访前的功课和原始素材，回忆采访前后的细节，有许多需要增补和重写的部分，但核心都是稳固的。只要我静下心来，就能有序地向前推进，不太容易掉落进写作的黑洞中。另一方面，我在写我所经历的这些“写作课”时，也同时是在解决写作疑问的过程。
我写下这本“写作课”的初心是，我不过是千万普通写作者中的一个，但既然将向这些作家提问的机会给了我，我便想尽己所能，将我所经历和感悟到的串联起来，将我脑中散落的星图的发现记录下来——这些星子曾经帮我解脱出写作的黑洞，也在今天继续解释着我于写作的困惑，那也许对看到这些记录的人有所得——甚至他们能发现我未能诉尽的发现也不一定。
在困惑时，人本能地会提问。回到问答的本质，这些是我于写作道路上汲汲渴求的答案，是在我经历困顿的当下，非我不可、非问不可的问题。我问的是这些智者，我问的也是我的心。
——于是我问我的心，我希望它能发现那看不见的道路。
和诗的隐喻一样，这本书的出版，经历了比想象中坎坷的道路，但最后得到了在我看来更完满的结果。
这本书里带给我的，我也愿它带给每一个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