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曹文轩
殷健灵从选择写作的那一天开始，目光流连之处、心灵趋光之处，都是中国特定的素材。她所讲述的故事，都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发生的。
她知道这些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对她的创作是多么重要。她的文学标准是世界的，但她用来构造自己文学大屋的材料却从来不是国际性的。这些材料只产于这块饱经风霜的土地。她对这些中国素材的亲近与尊重，既是出于本能，也是出于理性。她明白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明白它们可以帮助她创造文学的价值和展示文学的意义。为了逼近和更彻底地了解这些素材，她选择了古老的获取方式：直接进入，就地了解与体验。在我的印象中，她的主要作品，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而获得写作资源的。她能不辞辛劳地在素材的提供地一住数天，与那里的人同吃同住。她这样一种采集素材以获得最真切的感受的方式，曾经是十八九世纪那些文学大师的常用方式。今天，在全世界仍然有作家采用这种方式，比如，《锌皮娃娃兵》的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政体、文化、历史，以及中国的自然，注定了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都是独特的。而独特是文学最向往的东西。中国作家应当看到这些独特，珍视这些独特。《云顶》的故事只会发生在中国，就像她以前所写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中国一样。殷健灵所写的这个故事虽然是中国的，但她是一个作家，她明白作为一个作家所理解的“中国故事”应是什么样的“中国故事”，作为一个作家又要怎么讲好这些“中国故事”。从《云顶》开始到结束，我相信，她已经没有“中国故事”这个概念，她有的是结构、修辞、心理、悲悯等。她要把所有一切，都归拢到人性这一底线上。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根本不在乎所谓“留守儿童”这一中国的现实问题了，我们在乎的是人们的命运、苦难与成长、可歌可泣的胸怀，以及无处不在的感动。
文学是用来补心的，作家是补心者。殷健灵用她全部的作品给了我们这一深刻的印象。
她乐于补心，乐于用她柔和而有劲道的文字，去对那些深陷人生困惑和心灵危机的人进行疏导。她笔下的人物，相当一部分，都是有心灵困境的，或是有心灵缺陷的。《云顶》中的人物除了苗苗，其他孩子都是需要补心的。通常，殷健灵所选择的人物都是需要补心的，这一次，她要写的是一群留守儿童。我们几乎可以说，作为一个群体，里面所有成员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我们的心灵照拂。有严重缺陷的现实生活必然会导致他们心灵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这不仅是他们作为一个个个体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
那么，用于补心的是什么？
当然不是几句安慰的话、几句体己的话，不是简单的抚慰，是悲悯，是那种油然而生的、无边无际的悲悯。体现这种悲悯的是果爸爸，是春晓，自然还包括苗苗等，甚至包括了需要悲悯的那些孩子——也许他们之间的互相悲悯更是珍贵的。
这种悲悯既体现在言辞方面，更体现在自然而然的行为方面。那些举动的幅度并不大，却具有巨大的安抚、感化和召唤的力量。让他们回归常态，回归没有太多的缺憾、温暖而安宁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做不到大富大贵，却可以使这些心缺一角的孩子们心灵完满。依我看，那个高山之巅的云顶小学，更像是一个心灵修复的精神工厂。
修复通常是在和风细雨的状态下实现的，而有时必须是在一种具有力度的动作之下方能实现。杨果用竹鞭“鞭打”李千万，实施了另一种形式的修复。那是《云顶》许多精彩片段中的一个片段。最后，杨果和李千万一起，将这两截竹鞭又折成几截，扔到了垃圾桶里。这是电影里的镜头，那支竹鞭很完美地诠释了悲悯的深刻含义。
《云顶》中的孩子的心灵都一一得到了修补，几近完美。而看了《云顶》的读者，也会得到补心。
这也许是文学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