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明蔚
前不久,我终于拿到了郭净老师的新书《登山物语》。这是乐府文化出版的第二本梅里雪山题材的图书。第一本是小林尚礼的《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两本书封面的左下角,都印着「梅里雪山山难30周年纪念」的字样。这是一枚特殊的印记,揭示着背后长达30年的故事。
早在年初审阅《登山物语》的电子文稿时,我就有幸提前通读了一遍全书。即便我对这个选题的每一处细节精准了解,即便我早已熟读郭老师的前作《雪山之书》不下10遍,即便到后来我自己也成为了这个漫长故事的叙事者,拿到实体书后,我还是倍感惊喜。
梅里雪山不仅是一座山峰,近年来也逐渐成为了一个主题、话题和选题。如今在繁杂的信息流中,大量的碎片信息,不同版本的故事,甚至是传说,让梅里雪山的话题显得有些饱和。随便网上一搜,你会找到大量的媒体报道、相关题材的书籍与视频资料。这些讲述者中,到底有多少人亲自走到现场观察呢?又有多少作者抽离表面的事件,进入到故事的实质,进一步探讨发问呢?
从左至右:斯朗伦布,扎西尼玛,郭净。找到一张郭老师的照片可不容易了。
相对于大多不具备新闻专业主义素养的自媒体报道和报告文学而言,我更信任历史学者和人类学家们的讲述。特别是那些走到现场,走向田野的学者。在理性客观的学术熏陶下,他们的写作反而更接近于真实。
在2018年初,因一次机缘巧合的写作项目,我有幸在昆明拜会了郭净老师。这位不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只能打电话、发邮件和面谈,尽可能隐去自己身份、甚至有些避世的老先生,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讲到激动的时候,郭老师灰白的胡茬都有些微微颤抖。谈资大多来自于他二三十年来的在场与田野,以及广泛阅读后的思索与沉淀:我们从登山聊到了文学,从当时刚出版的《安第斯山脉的生与死》,聊到了中国和日本的民间关系,从一本书聊到另一本书,再聊到另一整套书的想法。
翠湖。2018年3月,我与郭净老师在昆明面谈 。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代表我的心境。
如今郭老把这30多年来的思索与智慧浓缩成文字,重新打磨出以登山为切入视角的新作《登山物语》。
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流派,最早见诸于《伊势物语》。从词源来讲,物语的本意是指将过去的故事,向读者细细道来。后来著名的《源氏物语》是世界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后来也有了歌物语,传奇物语,历史物语。《登山物语》的名字把我们拉回到了日本文学的想象空间中。这恰恰弥补了之前所有中文原创的媒体报道和纪实作品的问题,缺位的日方视角。
我曾在《山魂,镇岭》一文中,如此解读过:“当我们谈及梅里雪山山难,并非1991年山难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切的开始,陆续牵出了之后一连串的事件。” 一直以来,我们关注的议程也被放置在了梅里雪山脚下的乡村与遇难的中方登山者,而1991年梅里雪山山难损失最惨重的日方(17名遇难登山者,其中11名均为日本人)却鲜有问津。日方的视角都埋藏在了京都的历史记忆中了。其中固然有可操作性的问题,但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讲,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衡。《登山物语》难得地将中日双方视角融合,更加客观地向我们呈现那场山难的故事全貌。
然而登山物语,不仅仅只讲登山事件本身,郭老关心的是发生在这片山脉的一切。当年的故事。现在的故事。后来的故事。他关心梅里雪山的冰川,脚下的村庄,村庄里的藏民,藏民们一度忧心的狼灾和风灾,还有那渐渐消失的原住民文化与幸存者的心灵冲击。所以你会在《登山物语》中倾听到很多人的声音。这些声音更像是阿列克谢维奇的复调写作,有时间上的交错,有空间上的辉映,还有视角上的碰撞。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探寻梅里雪山山难的真相,追问登山探险、徒步旅行的意义。作者力求信息的真实性,放上很多原汁原味的采访素材。显然,郭老想和我们探讨很多深刻的问题,却没有直接了当地给出答案(这个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个人需要解答的素材,大多都已在书中了。
但这也是我个人觉得有些遗憾的地方。以我对郭老的了解,我想看到更多他个人的理解。《登山物语》的物语,会让我期待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体悟与絮语,我想看到他多年田野调查、处理大量信息后的反思,我想看到他在雪山脚下的感动、在采访对话中的震颤、对村落藏民的关心与忧愁,然而书中的许多追问与思考却点到为止。
2018年5月,我在雨崩村考察。前前后后竟然来了快十次。
同样是真实客观,我更倾向于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呈现。《登山物语》就像一部厚重的剪报,在作者流畅的叙述中,拼贴上不同时间点、不同视角的原始信息。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照片,表格,截图,对话,绘画,卫星图……相对而言,非虚构作家则会充分消化素材,处理信息,剔除冗余的杂质。每一句话中的每一个字,都能精准地击中主题要害。你既可以感受到磅礴的信息量,起伏跌宕的真实故事,也能在字里行间体会到文本的精微与玄妙。
文本的精妙不是指文笔或是廉价的情绪,而是指信息密度的娴熟驾驭,或者说行文的叙述节奏。时间的节奏,漫长的十年光阴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数秒钟的心灵震颤也能洋洋洒洒一篇章;空间的节奏,从京都的比叡山到滇西北的雪山,从和风的京都鸭川到藏民的明永冰川,从一个人的虚与委蛇到内心深处,从登顶的欲望到虔诚的信仰。前者更接近于《摩洛哥田野调查报告》版的可读性学术作品,后者更接近于纪实文学,而文学则可以跨越广阔的心灵与无垠的时光。
京都鸭川。2018年5月,在京都每天采访后,黄昏时我都要在这里慢跑个10公里。
这并不是说《登山物语》不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作品,要知道,这只是郭老策划、乐府文化出版的“梅里雪山山难30周年纪念”的其中一本而已。我作为一名写作者,登山者,抑或是简单的读者,都非常期待后面更宏大的的世界观。
《登山物语》的书籍设计,依旧由《梅里雪山》一书的设计师唐旭老师操刀。封面的简笔画,描绘出了登山与原住民的两种文化语境。左侧是从C1登山营地不断攀向卡瓦格博顶峰的登山路线,郭老画的小人儿在山脚望向梅里雪山。不知道郭老在一笔一笔画下小人儿的时候,是否也想到了几十年前,自己一步步走在梅里雪山外转路线,不时抬头极目远眺雪山的自己?
当地村民手绘雨崩村的动物。
封面中央是自雪山深处流淌的明永冰川,右侧是明永村村长大扎西勾勒的动物图案,代表着原住民的文化与生态。登山文化和原住民文化,都在这片连绵的雪山上共生。威利语拼音的符号标注,又让整本书的观感颇具地域色彩。翻开薄纱迷雾似的护封,巍峨的卡瓦格博主峰与护封上的雪山轮廓暗暗相合,那便是真实的雪山世界。
封面上你还会看到一句话:垂直探险登山者与平行转山的朝圣者如何和解?这也是郭老师早在前作《雪山之书》中,就希望大家去思考的一个命题。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在我看来,用书中的几次登山事件代表登山精神,来博弈思考当地藏民的信仰,似乎有些偏颇。
在我看来,1991年和1996年的中日联合登山,与其说是登山事件,不如说是政治活动:营地的话语权之争,物资分配的反复谈判协商,三方势力(日方、北京、云南当地)的登顶名额角逐…… 而登山者本身的机动性,攀登过程中的自由感,以及个体对攀登的欲望和表达,都淹没在了这场联谊般的政治活动中。即便几次攀登过程中也有过闪耀的瞬间,但都淹没在了那个集体主义时代和喜马拉雅围攻式攀登的洪流里(时代背景参考前文《日本喜马拉雅登山简史》)。
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小林尚礼对我说了一个细节。在1996年的攀登中,为保证登顶成功率,日方从尼泊尔请来了著名的夏尔巴协作。就连习惯喜马拉雅式攀登的夏尔巴人,看到这种大规模的作战方式,都摇摇头说,这种山峰,完全不适合围攻,而是更适合小规模、高效率的阿式(阿尔卑斯式攀登)。
在山难惨剧和后来略带神秘色彩的叙事中,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的攀登难度明显被民间神化了。从技术角度而言,如果以登顶为目的,它甚至都不算这片山域最难的山峰。当然,真正的登山者也不会只望向最高的山峰。最高峰只是以功利和目标为导向的选择。真正的登山者,在意的是最难、最险、最具美感的山峰和线路。高度只不过是让整个攀登更具挑战性或是更有趣的元素之一。
在我看来,无论登顶与否,书中八九十年代的这些登山者,门户网站的登山营销活动,乃至后来零星的几名偷登者,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登山者,更不用说真正的登山精神。
阿式攀登者,才是登山精神的代表。它不仅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也是一种结合个人经验和高超技术的艺术传承。世界顶级的阿式攀登者并不是没有考虑过梅里雪山山域。在本书的第六篇章,郭老师就提到过Charlie Fowler和Christine Boskoff 两个人在梅里雪山一带探索的讯息。而在到访过的众多世界级登山者中,恰恰是Charlie Fowler最有可能登顶这片山域中最难的那座山峰。或许他登顶了,我们并不知道。那段时期,他探索了横断山脉的许多未登峰,但还没有来得及/不想写攀登报告,2006年在格聂雪山遇难以后,我们更无从知晓。
再之后世界顶级登山者来到这片山域,是在2014年春天的事情。金冰镐级登山家Bruce Normand(老布),以及三名登山搭档,登顶了梅里雪山的第二高峰,狮子座雪山,卡瓦格博二峰。我曾在《梅里北坡的攀登、行走与山村故事》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故事。然而,即便对于国内登山者而言,也并没有什么人知道这片山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精彩的登顶纪录。就像不喜张扬的Charlie Fowler一样,本职工作是世界顶尖物理专家、兼世界顶级登山者的老布,并不在意其他人知不知道。真正的登山者去攀登,只是为了享受攀登本身带来的愉悦感、纯粹感和自由感。这才是真正的登山者的精神。相对来说,登顶只是附加的奖赏。
2016年,Bruce Normand等人登顶卡瓦格博二峰。这是该地区唯一的登顶纪录。
同时,真正的登山者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这种个体的愉悦,在公共层面是建立在冒犯当地原住民的基础上,他们宁可去爬另一座山峰,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据说在80年代,“登山皇帝”梅斯纳尔曾受邀攀登西藏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但了解到冈仁波齐的宗教意义和藏民眼中的神圣性之后,便放弃了攀登的想法。我没查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在一次采访中,梅斯纳尔对我说过:“真正的登山一定是无关政治的,无关旅游的,甚至是无关运动的。”不要赋予登山太多意义。真正的登山就像艺术一样,如果它被太多意义所包裹住,你便很难看到这件艺术品的本质。
要寻觅垂直探险登山者与平行转山的朝圣者如何和解的答案,只能探究纯粹的登山者和纯粹的朝圣者。之于我自己给出的答案:登山者和朝圣者不会和解,但是有一天会互相理解。这并不是一种文字上的游戏。问题的答案,恰恰就在山峰本身。越是纯粹的人,越只会专注于自己眼前的空白。这空白并不是狭隘和局限,恰恰是永恒和无限。就像茨威格所说,“我素来感兴趣的就是各种有偏执狂的人,即囿于某种单一的思想不能自拔的人,因为一个人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狭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愈接近于无限。”
对于登山者而言,他们所迷恋的是山峰路线,对于朝圣者而言,他们所执迷的是神圣信仰。在梅里雪山的脚下,只要他们共同仰望,心怀纯粹,卡瓦格博便成为了联结他们内心的无限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