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菲 异地建分社六年，引进图书获诺奖，他相信做出版要水到渠成。
从事文学出版25年，曾经的信念和坚守，还会一如既往吗？作为唯一受邀见证莫言领奖的中国编辑，策划过上百种文学图书、出版过多位诺奖得主作品的曹元勇给出的回答是：“初心未改。”
进入出版社之前，曹元勇就和马原、格非、李洱等先锋作家认识，写研究生作业时曾把莫言的作品当作研究对象，这些都为他之后从事图书出版工作撒下了机缘的种子。1997年夏天，他研究生毕业、获得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后，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编辑室工作。当时有很多一线文学作品都是先在杂志上发表继而出书，这让从中学时代就有文学梦想的曹元勇甚是兴奋和喜悦。
无论是编杂志还是图书，曹元勇坚持“做一个有信念的编辑”。新世纪之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组建了外国文学编辑室，他是第一任编辑室主任，策划出版了草婴翻译的十二卷本《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他认为：“草婴先生作为独立翻译家，把翻译托尔斯泰当作自己一生的梦想，花了20多年翻译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作为文学编辑和出版人，有机会把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完整地编辑出版，不只是荣幸，也应该是使命和责任。”因为编辑出版过不少当代外国优秀作家的作品，在与当代外国优秀作家作品相比较时，他感到“在世界文学面前，中国原创文学完全可以自信”。在出版社内轮转了多个编辑室主任岗位的曹元勇，策划出版了几百种文学图书，他的名字也与越来越多的图书奖项如“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联系在一起。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更是唯一一位受到瑞典学院邀请赴斯德哥尔摩见证莫言领奖过程的中国出版人。
2015年底，曹元勇加盟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上海分社社长，领衔创建出版品牌“KEY-可以文化”（下简称可以文化）。6年多来，可以文化陆续凝聚和出版了众多现象级的作家作品，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帕特里克·怀特等大家作品方阵，获得其他国际重要文学奖的马丁·瓦尔泽、蕾拉·斯利玛尼、乔治·桑德斯、远藤周作等作家作品系列；在原创文学领域，可以文化除了拥有莫言众多作品的独家版权，还汇集了阿来、格非、马原、艾伟、叶舟等国内实力派名家的重要作品。在2019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文学好书”评选中，曹元勇荣获“年度致敬出版人”。
如果说引进版图书是“可以文化”的徽章，那么做原创文学则像是“亮剑”。“可以文化”始终践行成立之初设立的目标——“出版国内外一流文学作品”。如今，垂髫之年的“可以文化”正生机盎然，知天命的曹元勇更相信做出版这件事应水到渠成，风来帆速。25年，他对文学出版的初心未变，对原创文学更有自信，相比初入行之时也自然多了一份稳重和不急不缓。
6年来，“可以文化”在“一流文学作品”的出版之路上是如何布局和破局的？如何将一个以90后员工为主的团队炼成打开文学市场的一把密钥？如何练就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未来出版业的核心是什么？曹元勇为我们带来了他的思考。
《出版人》：为什么将分社的品牌起名为“可以文化”，想传达何种寓意和理念？
曹元勇：2015年底我加盟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后开始筹建上海分社，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决定把“KEY-可以文化”作为我们分社对外的品牌名称。
实际上，成立上海分社的初衷也是希望在机制和运营模式上有所探索。
传统出版社的组织架构多数是以图书选题的门类或学科来划分成几个编辑室，外加印制部门和市场发行部门。随着图书行业市场化的发展变化，传统出版社品牌产品线的价值在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20世纪，多数大社名社的影响力是通过把一些丛书、套书做成品牌来实现的，例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新知文库”、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的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等等，这些丛书系列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很多读者对这些出版社的印象也主要是由这些影响巨大的丛书、套书塑造起来的，而且至今对这些丛书套书的形象记忆犹新。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十几年，出版机构或出版公司的品牌化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读者对品牌出版机构或公司的认可与接受度有时甚至超过了对出版社的认可与接受。而影响比较大的品牌出版机构或公司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出版理想、选品理念，在产品的品质、品相以及气质等方面也都有自己比较系统化的追求和规划。我们之所以用“KEY-可以文化”来命名上海分社，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想激励团队形成我们自己的出版理想和选品理念，铸造具有我们自己个性的出版气质，从而打造一个在文学出版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机构”。
当然，一个年轻的出版品牌的打造，离不开年轻力量的加入。年轻意味着新生事物，年轻意味着勇于尝试，意味着朝气蓬勃，意味着有梦想就有远方。只要价值观没有背离正确的方向，我想可以文化团队的员工就可以尝试各种可能，这是我们取名“KEY-可以文化”的第二个考虑。
第三，从“KEY-可以文化”的字面寓意来看，英文KEY的基本含义既是钥匙，也是关键，而且这个词的谐音接近中文的“可以”。只要世界上还有人类，就有文学存在的价值。文学，可以说是让我们打开世界、打开想象、打开智慧的一把钥匙。所以，“KEY-可以文化”的logo设计也是尽可能在视觉上融合了中文的“可以”和英文的“KEY”；如果仔细看，还可以发现其中有中国式的书柜和照明设备元素。
《出版人》：“可以文化”的出版理念是什么？为实现这种出版理念，“可以文化”是怎样布局的？适合“可以文化”的文学作品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曹元勇：所谓出版理念，我想首先是一种价值选择，是一种价值观，同时也是一种理想和追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价值标准、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要想做好出版，首先需要有价值认同，认同人类精神创造和精神成果的价值，认同出版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生产过程中之一环的价值。“可以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由此衍生而来的，敬重人的丰富多彩的精神需求和创作，追求高质量的、优秀的、有益于人的进步的精神成果。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可以文化”的理想就是坚持出版一流的原创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可以文化”成立以来的总体思路和布局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原创文学与外国文学两翼齐飞，国内国外文坛头部作家作品开发与图书产品线建设齐头并进、相辅相成，追求产品质量，打造品牌亮点”。
原创文学是我们做文学出版的根本，也是我们不断加大力量积极开拓的重要产品线。“可以文化”成立以来已经成规模地凝聚了莫言、阿来、格非、马原、陈丹燕等国内众多顶级作家的重要作品，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原创文学风景线。与此同时，我们在原创作家队伍的拓展上也在稳步推进，比如这两年加入“可以文化”作者队伍来的艾伟、叶舟、赵柏田等都是当代文坛的中坚实力派作家。另外，一些优秀的文坛新锐作家凭借他们质量出色的作品成为“可以文化”的重要作者，比如四川作家杜阳林、甘肃作家马宇龙、罗辑思维讲书人黄昱宁，还有70后跨界诗人、艺术家韩博，80后跨界作家、导演唐棣，等等。原创新锐作家的新作往往预示着原创文学的走向，这些图书的文学价值和市场表现也经常胜过许多花大价钱引进的外国文学，具有产生常销、畅销书的潜质。
优秀的外国文学不仅能够拓展我们面对世界的视野和方式、丰富我们的想象和认知，同时也是站在世界文学高度来判断我们原创文学的重要参照系之一。因此，引进出版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始终是“可以文化”产品线的重要一翼。这几年，外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我们重点引进了奥尔加·托卡尔丘克10部作品的版权，在她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引进了2部，之后引进了8部；引进了澳大利亚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6部代表作品。另外，最近我们也获得了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6部代表作品的独家版权。此外，诸如法国龚古尔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三部曲新作、美国普利策奖得主裘帕·拉希莉的作品系列、英语布克奖得主乔治·桑德斯的作品系列、日本芥川龙之介奖得主堀田善卫的作品系列，以及我们策划俄苏文学经典的“双头鹰经典” 系列等等，也都在有计划地推进。
6年来，“可以文化”累计出版了300多个品种，每年大概50个品种。许多国内外当代名家和可以文化有着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可以文化”给自己的定位早已超出传统的出版范畴。从纸质图书和数字化图书出版，到全方面营销推广，“可以文化”团队尽可能全方位地为每一位作家量身打造立体化服务。这种服务对品牌的打造至关重要，有益于吸引更多优秀作家与我们合作。
至于说什么样的作品适合我们出版，这主要取决于我们对优秀原创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价值判断。一般说来，我们会选择那些蕴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在语言上具有文学性、不粗制滥造的作品，在艺术方面不墨守成规、富有创新意识的作品。我们看重的首先是作品的文学品质，在写作艺术上有创新，语言风格有个性，人物和细节丰富、饱满、有突破，所涉及的社会、历史、人性等问题具有深刻而又开放的可阐释性，等等。
《出版人》：这种判断标准应如何练就？与您是出版人也是译者是否有关？
曹元勇：文学编辑判断优秀文学的标准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在热爱文学的基础上，广泛阅读，特别是广泛阅读中外当代文学杰作，才能逐渐形成判断的参照系。另外，写作或者翻译，也会有助于增进文学素养、提高文学感受力。
就我个人来说，文学翻译一方面让我对作品本身的内在肌理有了直接的体会，另一方面也让我获得了横向比较的参照标志。因为工作关系，我做翻译一般是选择一些具有独特艺术特点的作品来翻译，通过逐字逐句地翻译可以深入了解作品语言的风格和质感，从而逐渐养成某种内在的艺术感受力。实际上倘若能将编、写、译、评结合在一起，肯定有益于培养编辑的多维能力，让编辑的视野打开，锻炼出对一部作品的品质及价值的判断。此外，要想做好文学出版，也确实有必要深入了解世界文学，因为多了解一点，在出版上的选择就会更多一些可能，选择也会更坚定。
《出版人》：在管理和推动上，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完成一个个棘手的项目？
曹元勇：发展至今，“可以文化”的团队算上我已经有12个人，相比刚起步时的5个人扩大了一倍多。我们的图书品种每年都在扩增，6年累计出版了300多个品种；除了图书编辑，营销力量也在不断加强，从开始时的1人负责到现在3人负责。
外地出版社在上海扎根创建分公司，需要在价值观和理念上一致的、有事业心、有朝气、有冲劲的年轻人加入进来。“KEY-可以文化”的SLOGAN是“可以有梦想，可以有远方”,既是我们这家新生出版机构的做事理念，也是对团队每一位年轻员工的真诚期冀，希望团队里每个人都能通过参与文学图书的出版与推广，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管理上，“可以文化”尽可能给年轻人足够的发挥空间，同时也特别强调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团队的积极性。“可以文化”成立的第一年，我们几个人的小团队到长三角、广州、北京等地做了60多场地面活动。通过落地活动，从组织、策划、实施到和嘉宾、媒体等沟通，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但确实锻炼了队伍，使得团队很快就成长起来了。“可以文化”采用扁平化的机制，在遵守传统出版严格对待书稿的要求外，管理的机制，包括绩效奖惩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更加灵活一些。文学出版的生态环境和出版业态本身都在日新月异地不断变化，从事文学出版真的是不进则退。回顾过去的6年，也是我和团队共同成长的6年。
《出版人》：每年整个图书市场上架的图书品种数超过300万种，20年前的图书行业“上架即营销”，如今对图书单品SKU越发“酒香也怕巷子深”。新电商渠道上，“可以文化”有哪些卓有成效的做法？
曹元勇：在电商渠道开发合作方面，“可以文化”主要还是依托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社的新媒体团队。这几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媒体融合发展是整个图书行业的佼佼者之一，所取得的成绩曾多次进入《出版人》杂志统计的书业抖音短视频&直播排行榜中。当然，就“可以文化”来讲，我们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营销，特别是新媒体营销，注册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小红书号，等等。还有前面提到的“莫言读书会”服务号，经过一段时期的运营在读者中已经有一定影响力。莫言老师开了公众号“莫言”之后，对“莫言读书会”服务号的带动也非常显著。2021年5月，我们尝试开了“KEY-可以文化”视频号，邀请本土作家和海外著名作家做视频内容推荐，非常有场景感。“可以文化”的营销团队最近增加了3名员工，除了这几位专职负责营销外，其他所有图书编辑也都参与做营销，可以说是处于全员参与营销的状态。
《出版人》：在这个高度互联网化的时代，您认为编辑职能和以前相比有何变化？
曹元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版行业的工作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编辑岗位，更注重在某一领域的专业素养。而现在出版机构需要的员工是全能型的，对各个岗位，包括编辑岗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要尽可能对整个图书的出版流程都有了解和掌握，除了编校能力合格，清楚图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之外，还要发觉图书面向读者的市场价值。各个岗位的员工相互配合的要求也更高了，如对图书内容最了解的图书编辑要辅助营销编辑去做新渠道的开拓和推广；过去的营销编辑只要做二传手将资料传出去，工作就完成了大半，现在的营销编辑要更了解图书的内容并且能发掘图书的卖点，具备相当的文案能力，文案要去适配各个新渠道的语言风格，如此才能把图书更有效地推送到这些平台的流量眼前。
营销编辑和图书编辑，在当下界限已经没有那么分明，这是一个跟以前的出版业态完全不一样的时代。
《出版人》：出版越来越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的和综合性的工作。那么您认为，未来书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曹元勇：从编辑岗位的职能变化，也能看出这个行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困境，不是没有好的出版资源，而是急需有眼光的、能够挖掘资源、赋予出版资源以附加值的综合性创意人才。
说到创意，在我看来，真正的创意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踏步。我们可以看到图书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重复出版现象，有不少从业者在重复做公版书，我们不排除公版书用新的形式推广是一种创意，但仅仅这些肯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追问，内容上的创新在哪里？新崭的精神创造在哪里？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真的需要能够发现新事物的有眼光的人。决定未来书业走向的因素是多元的，比如资本、理念和新技术，但未来书业的核心一定是人才，是能够推进文化发展的有创意的人才；这才是核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