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最大的功绩，应推基本实现统一和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两项。这两项事业，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有利的影响。 太宗取消了节度使领支郡的权力，全部州军都直隶中央，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太宗先后迫陈洪进献出漳、泉二州，迫钱俶献出吴越十三州、一军，又攻灭北汉，得十州、一军。到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统一。其后，河东、河北虽常被兵，陕西、西川亦有兵灾，但赵宋皇朝的大部分疆土却处在统一、和平的状态下。太宗继续执行太祖时期的鼓励垦荒的政策，下令：“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至道元年（995）又下诏：“州县旷土，并许民请佃为永业，仍蠲三年租，三岁外输二分之一。”与太祖时一样，“州县官吏劝民垦田之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太宗时期的垦田数比太祖时期又有所增加。太祖末年是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太宗末年是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数字虽不一定可靠，但可以反映出垦田数增加的事实。 太宗重视发展文化事业，成就颇大。 五代时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在右长庆门东北，仅有小屋数十间，湫隘卑痹，仅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朝夕喧杂，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太祖时期，未尝改作。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幸三馆，顾左右曰：“是岂足以蓄天下图书，待天下贤俊？”即日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命中使督工徒，昼夜兼作。其栋宇之制，皆太宗亲所规划。自经始至毕功，太宗两次临幸。轮奂壮丽，甲于内庭。太平兴国三年（978）二月建成，太宗乃下诏曰：“国家聿新崇构，大集群书，宜锡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馆新修书院宜为崇文院。”院既成，书迁西馆之书，分贮两廊。以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卷。崇文院西序留有便门，以便太宗光临。太宗在崇文院建成后，常到院中观书，并常召大臣到院观书。端拱元年（988）五月，又在崇文院中堂建秘阁，分三馆书籍万余卷置其中。太宗还多次下诏求书，规定了具体的奖赏办法；又派人到江南、两浙购募图书。献书及购募所得书，均藏于崇文院内。 太宗时期，命人编辑了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又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太宗还命国子监重行校刊九经，开雕四史及《说文解字》等书。 太宗继续实行太祖时的政策，重视择人用吏，诛杀贪赃不法者。太宗刚即位，即诏诸道转运使察官吏能否，第为三等，岁终以闻。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始立试衔官选限。太平兴国六年（981）三月，又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太平兴国八年（983）四月，颁《外官戒谕辞》。雍熙四年（987）三月，诏申严考绩：“天下知州、通判，先给御前印纸，令书课绩，自今并条其事迹：凡决大狱几何；凡政有不便，于时改而更张，人获其利者几何；及公事不治，曾经殿罚，皆具书其状，令同僚共署，无得隐漏。罢官日，上中书考校。”十一月，诏以实数给百官俸，以使官吏尽职，且可责廉。太宗在派使者按问各州刑狱之时，常令同时察官吏勤惰以闻。太宗尤重内外制之任，每命一词臣，必咨访宰相，求才实兼美者，先召与语，观其器识，然后授之。贪赃不法之吏，太宗即予诛杀。据《宋史·太宗纪》的记载，太宗在位约22年，诛杀贪赃与不法官吏17人；太平兴国三年六月，太宗下令，他即位后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太宗还下令禁用酷刑，常令诸州长吏虑囚。 太宗在统一和发展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军事方面，却处置失措，从而使积贫积弱的局面开始形成。 太宗即位之初，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禁止藩镇回图贩易。 对于这项措施，历来认为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有利措施，实则不然。 《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载此事：五代藩镇多遣亲吏往诸道回图贩易，所过皆免其算。既多财则务为奢僭，养马至千余匹，童仆亦千余人。国初，大功臣数十人，犹袭旧风，太祖患之，未能止绝。于是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 从表面上看，这项措施有利于国家统一，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太祖时期，实行赵普提出的“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三大纲领之后，节度使的权力大都被剥夺了，已不成患害。留使、留州的钱财被取消，有通判掌各州之财，财政盈余又全部送往京师，上交中央，一般节度使的财力已所剩无几。所谓太祖未能止绝的回图贩易者，主要是指边境诸将。太祖重视边防，专任边将，曾对近臣说过：“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则必优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及属州课利，使之回图，特免税算，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庆历元年（1041）五月甲戌，太常丞、直集贤院、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十一曰：“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敌，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边。”所以，太祖时期西北边境比较平安。 回图贩易，是太祖对边防将领实行的特殊政策，其资本是公钱与诸州课利。太宗禁止回图贩易，矛头所向是边防将领，是限制边防将领权力的措施，是对边防将领的一次打击。这是太宗时期边防政策的第一个重大改变。高梁河之败后，边防将领作战不力，与此不无关系。因为无财力自置斥候，远探消息，又无财力重赏士卒，使其尽力而战，边防军的战斗力不能不削弱。 在此以后，太宗又贸然发动太平兴国四年和雍熙三年（986）两次大规模北征，八年之内，先后有高梁河、莫州、岐沟关、朔州、君子馆五大败仗，丧师不下三十万，使太祖时期养精蓄锐而造成的对辽作战的优势丧失，北宋积弱之势开始形成。 太宗又纵容边将“生事致寇”，引起辽国报复入侵，改变了太祖时谨慎持重的边防政策。 太宗又改变了太祖对边将的态度，摧辱边将权威。《乖崖集》附录韩琦撰《张咏神道碑铭》载，淳化四年（993），宿将张永德为并代帅，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诏按罪，枢密直学士、同知通进、银台司公事、兼领发敕司张咏封还诏书，曰：“永德方被边寄，若责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帅体轻而小人慢上矣。”太宗不纳，因不关银台而下书谯让。未几，果有营卒胁诉其大校者，咏复争前事，太宗优容谢之，面加慰劳。如此对待边将，边将权威何从而立！ 自此，河朔无宁岁，备受战乱之苦，直到真宗时订立澶渊之盟，才算结束这种局面。而其肇始，即是收回边将的回图贩易权。要之，太宗时期，基本实现了统一，经济有所发展，文化事业大有发展，政治上大致沿袭了太祖时期的政策，使整个社会依然呈现出向前发展的势头。但是，太宗改变了太祖的边防政策，在军事方面处置失措，因继位问题而造成的统治危机，又使太宗急于建功立业，提高威望，汲汲于皇位的巩固和传授，因此接连贸然北征，屡遭大败，不仅丧失了军事优势，而且引发了财政危机，从而开始形成积弱积贫之局面。可以说，对于北宋社会的发展，太宗是功过参半的。 （本文节选自张其凡 著《宋太宗：阴影下的帝王》一书） 生成海报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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