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淡霞
东晋时，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住在山阴县，有一夜下大雪，他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就叫家人拿酒来喝，边喝边欣赏雪景。眺望四方，只见一片皎洁，他顿时诗兴大发，起身徘徊，并大声朗诵起左思的《招隐》诗来。忽然，他想起了好友戴逵，彼时戴逵住在剡县，距此地并不近。王徽之管不了那么多，立即连夜坐船赶往戴家。小船慢悠悠行驶了整整一夜才到戴家门口。谁知王徽之并没有进去，而是命令船家原路返回。有人问他怎么回事，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出自《世说新语·任诞篇》）
任诞者，任性，放诞，乃魏晋名士的显著标签。这则著名的“雪夜访戴”典故将魏晋名士的风流、率性而为、真性情传达得淋漓尽致，亦为我们留下“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成语。现代社会的名士风度与真性情，大约能在出版圈的知识分子身上觅得一鳞半爪，比如编辑和著名学者、作家，他们之间的合作与交往，除了少数的交恶属于“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大多数还体现着“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雅集雅会色彩。
然则，要实现如此美妙的合作关系，身为编辑，在与名家做书时，尤其是将一个思想碰撞出来的策划点子落实到笔尖突围的书稿中，再将未经雕琢的璞玉般的书稿精心打磨成堪称经典之作的成书，中间经历的种种交锋、折磨乃至争吵，可谓一言难尽。简单来说，打磨一本名家的书稿，可经历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再到“见山还是山”的心理逐渐成熟、类似高僧参禅悟道的过程。
见山是山
每每与同行谈及做编辑的苦乐酸甜，聊到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事，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发掘、策划、编辑出某个有潜质的新人的作品，新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日后成长为名家，他的首任编辑堪称伯乐无疑，此等伯乐或可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韩愈名句来自喜，聊以自慰。另一种则是编辑拿到已经成名的作者书稿，有幸成为名家作品的出版负责人，编辑的心情恰如那偶然掉进米仓的老鼠般，因敬仰而荣幸，因荣幸而激动，因激动而期待，因期待而忐忑。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古有杜甫敬仰李白的天纵奇才，今有编辑对名家抱有敬仰之心，尤其是对未曾谋面、未曾合作过的大名鼎鼎的作者，更是如此，此乃人之常情。由是，编辑对名家的书稿求贤若渴，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如能有幸编辑一部甚至是多部名家的作品，必然是荣幸之事，值得傲娇。比如，提及这些年的纪实文学，人们必定会想起叶永烈，他的“红色三部曲”和《邓小平改变中国》，以及众多游记作品是其纪实文学的代表作。可想而知，多年前当他将一部《真实的朝鲜》书稿交到编辑手中时，本就对叶永烈秉承实地采访、真诚记录的纪实精神感兴趣的编辑，立刻倍感荣幸之至，不禁感叹：“这样的书稿，也就叶永烈老师能写得出来。”能编辑他的这样一部视角独特、题材新颖的纪实文学书稿，真乃幸事也，此可谓由敬仰而生荣幸之心。
余秋雨是中国文坛著名的散文大家，他的成名作《文化苦旅》曾是我辈上学时必定会一字一句虔诚抄写的名篇佳作，彼时的我们，天真、烂漫、勤奋，对未知的领域求知若渴、对其文章中新颖的表达崇拜得五体投地、对余老师的才华高山仰止，由此，工作后，十年前初次编辑余秋雨的最新书稿《寻觅中华》《摩挲大地》时那激动不已甚至欢呼雀跃的心情，至今犹记得。若说出版圈的编辑也有追星癖，他们眼中的明星大约就是名家作者吧。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一般的书如此，名家的作品则更有其超群卓然的风姿，一般的编辑必定会这么想。明星自有其星光熠熠的光环，与明星作家合作的编辑对心目中仰慕的作者有所激动，对其作品更是充满期待。这可是名家的书稿，其思想的深度、文采的超然、结构的精巧、语言的美妙，想必也是极好的吧。编辑们因激动而期待的愿望更强烈了。
然则，与此同时，编辑们亦心怀忐忑，名家的书稿高质量、高水准，我能把它编辑好，使之成为一部流传久远的经典之作吗？名家的其他书稿，之前在某某出版社的某某编辑手中，点石成金，成为秀外慧中的优质作品，我能达到那样的水准，甚至超越他们吗？甚或是，风闻这位名家性格古怪，对编辑的要求极为严苛，稍不留意，就对出版社提出撤换编辑，我能与之和平共处、走完这段做书旅程吗？如此等等，内心小宇宙激烈斗争的小火苗千奇百怪，不一而足，但编辑面对名家以及名家书稿，由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却是一致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未曾接触过名家书稿的编辑，或者接触过某一类名家，却对另一位名家不了解的编辑，好比站在山脚的人，面对名家及其书稿，易敬仰、荣幸、激动、期待，甚至是忐忑，此乃常情，更是刚刚进入编辑行业的同仁的普遍心态写照。
宋代的青原惟信禅师在《指月录》中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名家是山，且是一座行业内的巍巍高山；名家的作品是深水，且是潜龙在渊的深渊。若说工作是一种修行，编辑望见高山，便深陷其中；看见深水，便迷恋它的幽深，这在修行的入门之初便迷失了心智。须知，修行路上，尚有几多坎坷几多磨难。
见山不是山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青原惟信禅师接下来如是说，他是中国禅宗自六祖慧能起的第十四代传人，其亲见知识，即为参禅，此时的他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处于思想困惑的迷茫中。编辑在跟名家接触中，尤其是在对名家书稿进行审读、编校时，时常亦觉迷茫：行路难，“拔剑四顾心茫然”。
编辑的茫然在于，书稿中竟有这么多疏漏和错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是人都会犯错误，是书稿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谬误，这些编辑都能理解，但有些名家书稿的质量确实令人不敢恭维。有的书稿杂乱无章，没有清晰的逻辑思路和主线，大约是作者觉得自己的所有文章都值得出版，将良莠不齐的文字一股脑儿打包扔给编辑，且不允许编辑删减调整，美其名曰“敝帚自珍”。有的书稿思想新锐、离经叛道到公然违背宪法和公序良俗，作者却美其名曰“这正是我思想的独特处、闪光点，务必保留”。有的书稿知识错误、文句错误极多，显然是作者的急就章，未经核查和通读就交给编辑了，甚至是在某些领域号称专家的作者，其书稿中也屡屡出现极其低端的错误，更多的则是作者大量的笔误和生造字词句。如此书稿，于作者，倒是省事、方便、快捷地交稿了；于编辑，则苦不堪言：这还是高山水准、深渊品质吗？
编辑的茫然还在于，与名家协商修改书稿，遇到的奇葩事亦不少。大多数名家都有君子风范，闻过则喜，有错就改，只要编辑说得在理。但有些名家则秉持老舍先生的名言“改我一字，男盗女娼”，认为自己生造的字词句有范，不能改；文中的语句是明显的病句，但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也不能改；有些说得过头的话，在网络上、报纸上都发表过，为什么出版时要修改？为此，编辑要跟作者不断普及出版法规知识，实际工作中，有时编辑为了说服作者修改一个词、一句话，删除一段话，在沟通中拉锯战的交锋能有好几回合。
编辑的迷茫更在于，与名家在做书流程上沟通不顺畅，甚至南辕北辙。一般的出版合同都有约定，作者有权审核编校过的稿子。但在具体执行时，每个名家的思维和工作习惯不同，有的名家提出，书稿在三审三校中，每一份有修改痕迹的稿子都要返给他看，也就是说他要参与到每次的编校中，如此，书稿的来回快递要好几次。有的名家则相反，或许嫌麻烦，或许因工作忙碌分不开身，不参与前面的所有编校程序，只是等编校结束做好的稿子交给他审核，这时，他就将之前编辑做的修改一一恢复原状，等于全部推翻编辑的工作成果。如此，编辑要就每一个修改的地方跟他反复协商，纠缠很久，也折磨很久，双方均筋疲力尽，甚至到后来不再互相信任对方。
古诗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有人将之改编为“少壮不努力，老大做编辑”，这位改诗者，想必是同道中人吧，想来他颇能理解做编辑的苦衷，岂是一句“为他人作嫁衣裳”能说得清的？
一般来讲，编辑在处理书稿问题时，在与名家打交道时，因为敬仰，因为崇拜，因为期待，对作家和书稿都是很尊重的，但因为出版法规，因为文字规范，因为职业责任，更因为个人的完美主义情结，总是期望把名家的书稿打磨得既合格又优秀，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既叫好又卖座。如此，便容易与名家的固有思维和自由表达习惯产生冲突。此时，若名家挟着权威的名义、利益的纠葛、背景的强势，甚至是出版社领导的官帽，来做泰山压顶之势，编辑必定悲催无比，心里的苦涩和委屈越积越多，再看那高山和深渊，便满眼如青原惟信禅师所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完全失却自己当初接触名家及其作品的雀跃情感。
此时的小编们，必定是牢骚满腹，一边是见惯大场面，出版过几本甚至几十本名作的大咖作家，咄咄逼人，态度强硬；一边是终审老师、质检老师阴沉得能射出利刃的眼神，以及锱铢必较、不容置疑的纠错红笔；同时，还得提防新闻出版总署每年都会抽查图书质量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言以蔽之，出版圈曾经的，或者正在经历，以及之后要遭受此番磨难的小编们，真是太南（难）了。
然则，“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工作的修行场中，编辑只有加强自身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培养自己的沟通素质，方能与名家、名稿顺利过招，和谐共处。对待书稿，编辑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花费更多的精力核查资料，提出确凿证据；对待名家，编辑们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拿出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情商去沟通，终究会取得名家的理解和支持。
毕竟，大家就是大家，他自有雅量和风范。“（钱钟书的）《谈艺录》是1948年出版的，当时年轻的责任编辑周振甫为编辑书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一核对原文，为每篇标立目次，对许多地方还提出意见，与作者商量修改。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使得钱钟书深受感动。30年后，钱钟书写出巨著《管锥篇》，第一时间找到他最信任的中华书局老编辑周振甫。……钱周之交也成就了我国出版史上的佳话。”（见聂震宁《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
见山只是山
一部书稿从单纯的文字和图片，到华丽转身成为一本内容扎实、装帧精美、书名意味隽永的经典之作，期间编辑与作者沟通协商的不仅是书稿内容，还有书名、封面，乃至营销。
书名起得好，销量跑不了。出版圈的编辑都知晓这个金科玉律，一般来说，名家在交稿时已经为自己的“孩子”起好名字，或典雅，或风趣，或朴实，或华丽，名字里寄托着作者所有的情怀和智慧，但或许，缺少市场这个最活跃的元素。这时，身为“孩子”保姆的编辑出场了。为给书稿取个既有文化内涵又叫得响亮的名字，编辑们往往皓首穷经、苦思冥想、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不夸张地说，有时甚至在睡梦中都在斟酌字词，坐卧行走，无不牵挂。如此酝酿琢磨，编辑们终于拟定出三五十个备选方案，结果有二：一、作者通情达理，从中挑选出一个较为合适的，双方皆大欢喜；二、作者将二三十个方案都推翻，坚持自己原来的又古老又土气又呆板的书名。屡次协商未果，别无选择，这时只能听作者的，毕竟这是他的“孩子”。编辑只好聊以自慰：对于名家来说，名气足够大，足够权威，有时个别书书名的影响反而小了些。
封面即是书的一张脸，怎么捯饬这张脸，让它既符合身份又引人注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辑们往往将大半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在全社会注重颜值、看脸的时代，更是如此。一般来讲，名家对自己选择的出版社、编辑充分信任，对书的封面便不再过多计较，可由有经验的编辑把关，何况还有专业设计师和各级领导层层审核。除少数性格特别强势的名家，封面必须听从他的安排，其他名家，只要一本书的封面不过于离谱，一般不会过多干涉封面的设计。如韩愈所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是名家的风范，也是他的雍容和尊重。
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书稿内容、书名、封面等制作好，图书出版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名家的大力配合，这便是营销。名家之所以是名家，必定有他过人之处，他的圈内人脉，他的市场号召力，他的权威性，他的头脑，他的职位，他之前出版过的长销和畅销作品，都可以成为营销的强大资源，以此构成其庞大的营销网络。这一点，是其他一般作者无法比拟也无法企及的。编辑们往往到了这种时刻，才发出如梦初醒般的感叹：高山就是高山，深渊就是深渊，不服不行。
一路走来，名家出精品，书稿内容要磨，书名要磨，封面要磨，营销更要磨，处处都要磨，编辑可称作“容嬷嬷”无疑。个中辛苦，无从说起。
然而，容嬷嬷们的收获亦无法一语道清。在与名家打交道中，他们的学识、才气、气度、风范、智慧、经验，乃至于个人的独特魅力，都值得编辑学习。他们站在那里，仍是一座值得人们仰慕的高山；他们的作品摆在那里，仍是广大读者争相翻阅的深水；其人其书的市场号召力，亦如明星般熠熠发光，成为各类媒体追逐的焦点。
编辑对此也是心悦诚服的，但他的感受又不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想起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刚接触名家名稿时的喜悦与忐忑，想起打磨图书经历的辛苦与委屈，再瞅瞅眼前的名家和名品，耳边蓦然就响起青原惟信禅师的那句名言：“而今得个停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朋友胡适之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胡适先生因其学问好、名望高、人缘佳而成为风云人物，一时风头无两，颇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坛领袖气势，彼时的诸多文人以结识胡适、成为胡适的朋友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遂成他们的口头禅。社会上一些无缘认识胡适的文人，趁机亦用此语标榜自己，借此招摇撞骗。以至于鲁迅先生看不下去，他在1933年写的一篇文章《文摊秘诀十条》中说：“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辛辣地讽刺了文化圈那些趋炎附势、脸上贴金之人。
同为文化圈圈内人，编辑比起一般人有更多的机缘结识文化名人，与他们做书，并成为朋友的不在少数。真朋友，大多是英雄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不存在谁高攀谁俯就。但同时，对待名家，趋之若鹜、溜须拍马者有之；言听计从、唯其马首是瞻者有之；只在饭局上有过一面之缘，甚至名家只是自己朋友的朋友，从未谋面的，也自诩“某某是我朋友”者有之。实则，大可不必。一叶障目、头脑发热时，想想鲁迅的话，立马神清目明。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东晋时，桓温是朝中首屈一指的权势人物，虽已位极人臣，但他有篡位谋逆之心，有一次他设宴招待礼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事先却在帷帐后埋伏好甲士。王、谢二人一同前去赴宴，桓温脸色阴沉地端坐在那里，王坦之看到后吓得两股颤颤，惊恐的状态越发明显地表现在脸上；谢安则不然，他神色不变，气度雍容，甚至在肃穆阴森的气氛中悠然朗诵起诗篇来。桓温被谢安的旷远气量镇住了，赶紧撤走了埋伏的甲士。王坦之和谢安原先的名望相等，经此一事，两人高下立判。
在出版圈，编辑和名家的声望相差甚远，地位也不对等。因其名望、资历、才华，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名家往往是众多编辑钦羡的对象，名家的书稿是众多出版社和编辑争夺的猎物，由此给某些名家造成一种错觉：编辑是求着他的，他可对之颐指气使。编辑呢，基于残酷的市场竞争现实和职业前途考虑，不知不觉中便对名家低下头、弯下腰，甚至是软下膝。实则，大可不必。畏之如虎、奴颜婢膝时，看看魏晋名士，你是王坦之，还是谢安？
每个人都是基于自己过往的经验去判断是非，与人合作亦如此。但既然是合作，谁都不是宇宙中心，名社不是，名编不是，名家也不是。
编辑结识一位名家或者好多名家，无疑是件幸事，但也无需言必称“某某是我朋友”，不巴结，不张扬，当它只是平常事；名家威望大、作品好、资源广，相应地也就脾气大、性格傲、要求多，有时未免眼高于顶，编辑对此无需畏之如虎，保持平常心，尊重对方，人格平等，友好协商。
寻山问道
俗话说：觅仙求药，寻山问道。担任名家名作的责任编辑，想要从中学到神仙的智慧点石成金术，觅得用之四海而皆准的处世神丹妙药，恐怕很难，神仙、灵药本属无稽之谈，何况在知识更新迭代、认知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个名家、一本名作包打天下、成为救世良方和普遍真理，已无可能。与名家合作，编辑们能做的，就是寻山问道，遇水求龙。
名家是高山，名作是深渊，做完一本名家书稿，编辑们首先获得收益的，当是从名作中汲取足够好足够多的养分，这些养分是寻常稿件无法供给，甚至是无法企及的。这是名家思想精华的凝结，也是书稿最闪耀动人之处。比如王蒙解读孔孟老庄、荀子等诸子百家的作品，睿智、老到、独特，循循善诱，娓娓道来，既提取了诸子百家的精要，又融入作者八十余年的人生体悟，于众多名家中，这是属于王蒙特有的独一份的关涉生命与成长智慧。王蒙的小说，则是另一番风采，其瀑布式语言滔滔不绝，汪洋恣肆，气势恢宏，自有其超越庸常的高度，值得编辑深度学习。同样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的新作《文学：八个关键词》则将自己60余年海量阅读心得和将近50年的写作经验和盘托出，提炼出的八个关键词，烛照文学，洞见人生。于读者和写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份解读文学的秘籍宝典，也是启发、点拨人生智慧之书。有幸担任这些优秀作品的责编们，第一时间阅读书稿，并对之反复翻看和琢磨，若为有心人，获益必定良多且无穷。深渊有龙，粗枝大叶、敷衍了事者，或许心不在焉，一无所获；心有灵犀、有备而来者，或可俯拾仰取，满载而归，不虚此行。
与名家做书，编辑们获取的岂止是书稿中丰赡、优质的营养？与名家交往，种种交锋，或许源自个人的见解不同，毕竟所处位置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就不同，编辑与作者只能求同存异。但在处事和处世上，名家大多具备旷达雅量和大家风范，比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迟子建，对于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并没有固执已见，居高临下地一棒子打死，也没有因为文章已经发表过，不允许后来的编辑做任何改动，而是逐字逐句与编辑协商，合理的，她接受；不太合理的，她也不会厉声指责其疏忽大意，而是温暖和煦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大家风范可见一斑。80后作家代表笛安，作品畅销且屡获大奖，其为人谦虚低调，良好的家庭教养令人印象深刻。陆游在教儿子写诗时曾说“功夫在诗外”，编辑在与名家交往时，着眼点也不仅仅放在诗（高质量、高水准的作品）上，更多的，还要汲取名家诗外的功夫，比如视野、境界、格局，比如高山位置，虚谷情怀。这些都是编辑辛苦所求的道。
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高山仰止，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举步维艰，再到“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泰然处之，青原惟信禅师曾问曰：“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答案见仁见智。工作即修行，编辑在与名家做书中，历经三重境界，终破我执，人生亦可进入宽阔大我之道路。自此修炼后，再次与名家合作，再次遇到人生困境，但愿“不畏浮云遮望眼”。
与名家做书，不为觅仙求药，只为寻山问道；不为贪心到赚得盆满钵满，只要有所得，从名作中得，从名家身上得，取我所取，得我所得，用我所用，即不虚此行，人间值得，做书更值得。
与名家做书，不是为了有资格说出“我的朋友胡适之”而骄傲，一辈子都挂在嘴边；不是在名家星光灿烂的光环下自惭形秽，乃至点头哈腰，听之任之。编辑和名家互为贵人，各施所能，互相助力，有时甚至未曾谋面，双方神交良久，恰似老友。所谓君子之交也。
王徽之乃魏晋名士，他雪夜访戴。戴即戴逵，是东晋的另一位名士，终生隐居而不肯出仕，有清高之名。有一次戴逵从会稽郡到京都建康，太傅谢安去看望他，彼时名士间注重清谈玄学。谢安原本对戴逵抱有偏见，轻视他，等到见面，只和戴逵谈论抚琴技艺和书法。戴逵非但没有受辱的、不乐意的表情，谈起琴法、书法来反而愈加高妙。谢安这才深深发觉戴逵具有超凡脱俗的气度。（出自《世说新语·雅量篇》）
身为知识分子，出版圈的名家和编辑大多追慕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风度。双方合作做书，可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这种任诞是魏晋风度；也可旷远宽宏、悠然雍容，这种雅量亦是魏晋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