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记者丨谭睆予
刘科和他的团队越来越确定现在是一个做严肃阅读的好时代。
在北京地铁六号线常营站的四个出口中，有三个都被Shopping Mall环绕，唯独东北口对着一幢写字楼。在这座名为北辰福地V中心的甲级写字楼9层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图书策划品牌纸间悦动的创始人刘科和他的团队。纸间悦动搬来这间现代化办公室的时间不长，在此之前，公司初创时的三个成员在一间商住两用的小办公室里挤过了许多个寒暑。
尽管公司的人数已翻了不止一倍，但今天的纸间悦动仍是一家不足10人的“小作坊”，公司成立至今也没有接受过外部的资本。无论是机构本身还是它的产品，纸间悦动都符合读者对一家“小而美”出版商的全部印象，甚至会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小、更美一点。纸间悦动的创业故事包含了这个创业时代的很多“经典”桥段，它肇始于一次毅然决然的转身，也经历过沉寂、爆发与转型的思考。面向未来的严肃阅读市场，他们在跟随与创新、困境与希望的区间游走，探索着“小而美”的严肃阅读产品提供商生存的全新可能性。
“默默无闻”的六年
在网上搜索“纸间悦动”，引擎弹出的页面90%与游戏公司“指尖跃动”有关，几条纸间悦动年度“出版计划”的条目夹在中间，显得格外低调。这让记者在见到刘科前，一直默认纸间悦动是一家最近才成立的出版公司。
“我们成立已经有六年时间了”，刘科说，“之前一直都是默默无闻。”后半句过于实诚的补充让前半句话引发的一丝尴尬瞬时消失殆尽。
五卷本《世界大历史》是纸间悦动成立后策划的第一套书，2014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与充斥在当下历史作品中的那份鲜艳相比，这套五年前面市的大部头多少显得有些“老土”。对于一个只有三人的团队而言，在初创期选择这样一套书，从难度和市场接受度的角度来看都称不上是最好的选择。但纸间悦动的这份倔强还是获得了部分同行的认同，也间接促成了公司和行业龙头之一中信出版社的合作。
在与中信出版社达成合作后，纸间悦动推出了第二套作品——《现代欧洲史》。这套书在规模上比《世界大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借助中信出版社在渠道和营销上的优势，《现代欧洲史》成为纸间悦动历史上销量最高的书之一。亮眼的销售成绩给了团队不少信心，让他们确信这类选题能够有可观的读者群。
有了第一次的双赢，纸间悦动继续和中信合作出版了《欧洲中世纪三部曲》《哈布斯堡王朝》《英国人的故事》《我们人类的基因》等作品。最早的《世界大历史》里，纸间悦动没有任何logo的露出，而随着书越做越多，纸间悦动的logo也从勒口慢慢“爬”上了封底、书脊。一个崭新的品牌开始得到来自读者和行业的认可。
去年，积累了一定量选题和业内认可度的纸间团队开始招兵买马，由一间工作室朝着一家正式的出版策划公司发展。更大也更贵的办公室、一下涨了好几倍的人员数目和工资、和中信社以外出版社合作带来的营销和渠道成本的上升……种种现实很快就让刘科意识到，向出版公司迈进的第一步或许并不好走。因此，他将2018年形容为公司“最难的一年”。但刘科也深知任何出版品牌的做大都需要一个培育期，“你必须得强行忍着前一段的等待过程，谁都没法跳过去”，怀着某种乐观与信念，他的选择是继续经历和承受这一切。
眼下，纸间悦动和多家出版机构合作的产品部分已经上市，还有很多马上就要推出，是继续难下去还是突破当前跃上另一个台阶，或许不久就要见分晓了。
工科生的赌博
2012年底，刘科已经做了六七年的实体硬件工程师，结了婚，拿着工作成家后攒下来的几十万块钱注册了纸间悦动，“所有能抽的钱都抽出来了”。
算赌博吗？记者问。
“不太算，出版不是一个会血本无归的行业；但是从整个行为来看，算是搏一把。”刘科说。
从工程到出版，由工程师到出版人的转变，这中间的跨度之大，难怪旁人会将刘科此举看作一场赌博。
刘科的爱人是一名编辑，这个事实为刘科选择在出版行业创业的行为或多或少增添了一些合理性。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没有任何大的出版机构背书的新公司，以“社科”板块作为他们出版事业的开端，以今天眼光来看，仍是一场高投入、高风险的冒险。
这几年，书号紧缩、纸价翻番，纸间悦动的创业之路远远谈不上一帆风顺。尤其这两年社科类书籍走俏使得版权费也是水涨船高。三四年前，这类书一万到一万五美金就可以锁定版权，“对手都不知道我们拿了这个东西”，但现在，预付万级很正常，十万的预付也不一定能锁定，好书的预付翻了十倍不止。对于一家民营图书公司而言，如果不是之前有积累，现在再想入行，刘科也觉得很难。
与部分同行相比，纸间悦动的幸运之处在于早期投资的几十万几乎全部买了选题，赚了钱之后也在继续买选题，“手头积累了大量选题，做不完”，刘科说这话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自己上车早的一丝庆幸。比起手头拥有的选题数量，已经做出来的选题似乎更能够说明些问题。
和中信合作的《我们人类的基因》，是在国外还没出版的情况下就已经签下版权。没有国外的销售数据作参考，因为书的内容十分精彩，团队成员便一致通过，很快拿下版权。这本书获得了2018年的“文津图书奖”。
《法律的颜色》（The Color of Law）今年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同样是在国外出版之前签下的。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后就入选了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长名单，在亚马逊的图书销售排行榜上也一直排在靠前的位置。刘科说，对于民营公司而言，现在好书的版权费史无前例的高，如果不能出高价跟大的出版单位竞争，那就只能拼眼光，从国外还没出版的书中淘金。从目前的销量和读者反馈看来，刘科和他的团队眼光还不赖。
像，也不像甲骨文
通过作品初识纸间悦动，“无论选题还是设计，跟社科文献·甲骨文很像”是我们的第一印象，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刘科笑着回应：“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
“在某些层面，我们的东西是像董老师（甲骨文工作室主任董风云）的”，在刘科看来，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就这么多，做历史图书谁都没法跳过去，“但是我们也有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甲骨文的选题多做一些独立的事件、人物，专题性更强。纸间悦动有这些，也有一些更大部头的书。”《古希腊人》《燃烧的远征》《英国人的故事》等是像甲骨文偏好的那一类，而《世界大历史》《现代欧洲史》是后者，也就是刘科口中的大部头。
常见的历史类图书，无论专题性强的还是大部头，一般只需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较少掺杂作者的观点，这是纸间团队擅长的品类，却不是唯一一个。去年出版的《枪的合众国》和今年将要出版的《法律的颜色》也是他们非常看好的产品，这是一类迥异于不做判断的历史类图书的选题——作者在书中表达了强烈的观点。历史类、时政类，再加上一系列的科普和艺术类书籍，构成了纸间悦动目前的产品矩阵。
在产品类别之外，真正将纸间悦动和甲骨文区分开的是作品的风格和思路。“出版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东西，完全代表了策划人的风格和思路。这也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像只是表面上的，往深了挖都有自己的个性。”
不过，刘科毫不掩饰自己对甲骨文这个先行者的敬意。
正是在甲骨文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应之后，纸间悦动的团队才终于确信这类书是真的可以做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可能会同时尝试几个品类，用更长的时间去摸索。”
除去敬意，从刘科的言语中我们也能听出一丝羡慕，“甲骨文依托于社科文献出版社，有出版社的品牌背书，有充沛的资金来源，不用去每天吃着方便面把钱攒出来做书”。对于需要自己找合作伙伴、自己动手做营销和渠道的纸间悦动而言，这或许是当前状态下最真实的情感流露。
严肃阅读的好时代来了
相比创业初期的不确定，刘科和他的团队越来越确定现在是一个做严肃阅读的好时代。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为严肃阅读培养出了一定规模的读者群。刘科本人就可以算得上是高等教育为这个市场培育出来的读者之一。
工科生刘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他在校时，这座他口中“以产工程师出名”的学校给学生开设了很多的人文讲座，而且建议并鼓励所有理工类学生来听，“三四百人的教室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刘科不无感慨地回忆着母校创造的人文氛围。他和他的不少同学们也因此对文史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保持至今，工作后也不曾割裂。
传统的分科教育着力于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一个行业的专才，但自世纪初大学普遍开展通识教育以来，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个人，都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构建泾渭分明的知识体系。这反映到出版行业，便是读者对文、史、艺、哲等各类图书全方位的兴趣和需求的提升。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读者是不简单的，不光是读者，很多人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在努力让自己成为多层次的人、丰富的人、有趣的人。”
看到网络上读者对纸间悦动出版的书的批评，刘科反而特别欣慰，“有些读者在某些领域甚至比编辑还专业”。
2014年以前，社科这类严肃书籍还不会像现在这样受到市场的认可，读者的成熟、甲骨文等行业先行者的探索等，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属于严肃阅读的夏天或许在慢慢临近。
做了六年出版，刘科已经将自己完全归类于“吃文字这碗饭的”。关于未来，他十分推崇的英国学者和出版业是纸间团队努力和效仿的对象。英国的教授学者经常在公开的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最终形成的出版物也往往能成为大众畅销书。
以此为方向，纸间悦动计划出版“大家小书”系列，将真正的学者（非文化名人）的思想以一种更为适合传播的方式出版呈现出来，最终产品既可以是书也可以是音、视频。在这里面，刘科将他们团队比喻成拆墙者，要将学者和读者之间高垒的墙拆掉，“让学者走下来，让大家都看到。”
